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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
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同上，263－265页） 从这个按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舒芜材料所反映的胡风那样敌视、憎恶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是多么愤慨。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大笔一挥，将题目中“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在文中称之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 当群众发动起来，对胡风及与其交往较多的一些人，甚至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的一些人横加批判时，从交待出来和搜查出来的材料中发现，原来这个“小集团”的成员中，除了思想有问题之外，有的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事，有的甚至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一时真相不明，于是问题更加复杂化了。此时毛泽东确信胡风就是“反革命”，这个“小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钻进革命队伍中来的暗藏的“反革命集团”。陆定一回忆说，毛主席要定胡风案件为“反革命”性质时，曾找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成，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史出版社，第399页）５月16日，公安部拘捕了胡风。5月24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经毛泽东修改过的，有的是他亲自加写的。到６月10日公布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时，题目已由“胡风反党集团”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编者按语除其中涉及毛泽东本人的一条为周扬、林默涵所拟外，其余全部是毛泽东所写。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10）
同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也主要是毛泽东的手笔。中央决定将胡风的材料印成小册子全国发行，其序言也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且又补充了几条按语。这一切，足见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
为了领导全国的这个运动，中央成立了五人小组，很快又扩大为十人小组，由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各省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由一位党的负责人挂帅。于是在全国开展了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紧接着便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胡风一案遂即移交公安部办理。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于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正确展开，曾作出过一系列的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批评中，“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于后者，应当“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这些规定是在研究和总结在这以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为了纠正和防止当时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的偏差，使之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而制定的，但是，在把学术问题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揭露和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这些规定得不到重视和贯彻，也就毫不奇怪了。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问题，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评估。应当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意义是重大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它对帮助人们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有益的。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绝对需要提倡宽容精神，提倡充分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把学术文化问题当做政治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不利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展开争论，容易造成简单和片面的盛行，从而影响学术文化的正常发展。
特别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果尤为严重。对这位长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展开批评和争论，在讨论中逐步求得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应当允许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把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加以尖锐化，特别是违法公布私人信件，没有经核实的根据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做“反革命集团”来斗争，这就完全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线，造成了建国以后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冤案。
几十年之后，胡风的冤案得以平反，当年“胡风集团”的成员贾植芳说：“胡风这个人有忠君思想，象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写三十万言，实际上和过去传统上万言书差不多。应该从中国的文化来看这段历史。再说，我们的朋友中有的文艺思想也很左的，不能容人。”徐放也说：“我们其实那时的思想结构就是陈旧的。即使在狱中，对抽象的党，总是无限信任的，而且总是认为宗派在整人。
真正的反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我们每个人，包括受摧残的，都应该认认真真地反思，我们身上有没有左的东西？
在中国，我们这些人，和很多人一起，构成了愚昧的基础。”（李辉：《文坛悲歌》第490页）这些深刻的反思，道出了“胡风集团”事件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的深广，现代民主精神的缺乏，胡风冤案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954年10月以后，周扬不再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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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科学和艺术的“春天来了”（1）
对文学就看两条原则：为人民服务、从生活出发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那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整个社会出现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报告指出，为了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以发挥他们对于国家的有益的专长；（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工作；（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报告强调，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技术，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向现代科学进军”！国务院已委托国家同有关部门拟制1956－1967我国科学发展远景计划，争取12年后，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同上，第184页）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到会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次会议是在由周恩来负责，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参加的十人小组经过近两个月的筹备后召开的。会议还起草了《关于科学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教育的规划》。在这些文件的准备、起草过程中，###各有关处室都分别提供了有关情况和材料。会后，全国出现一派“向科学进军”的热烈景象。
２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开幕，周扬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克服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是这个报告的中心主题，也是会议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