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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书里所提到的“痰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神经病”。我大哥的确发过神经病，但也并不怎么厉害，而且也不久，大约有一两个月的光景。我记得是在一九二○年，那就是《家》的年代。在《春》里觉民写信告诉觉慧（一九二二年）：“大哥……最近又好像要得神经病了。有一天晚上已经打过三更……他一个人忽然跑到大厅上他的轿子里面坐起来，一声不响地坐了许久，用一根棍子把轿帘上的玻璃都打碎了。妈叫我去劝他。他却只对我摇摇头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死。我死了大家都会高兴的。’后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他说动了。他慢慢地走下轿来，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里去。……以后他就没有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件真事。我今天还记得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觉新仅仅有过两次这样的发作。还有一次就是在《秋》里面，他突然跪倒在他姑母的面前，两只手蒙住脸，带哭说：“姑妈，请你作主，我也不想活了。”又说：“都是我错，我该死……请你们都来杀死我……”这次他被陈姨太和王氏逼得没有办法，才一下子发了病。这是小说里的事情。觉新休息了半天也就好了。我大哥不像觉新，在一九二○年冬天的晚上，电灯已经灭了，他常常一个人坐进他的轿子，用什么东西打碎轿帘上的玻璃。我那时已经不住在觉民弟兄住的那个房间。我和我三哥搬到那间利用大厅上通内天井的侧门新建的小屋里面了。这样的装了大玻璃窗的上屋一共有两间。我们住的是左面的一间，离所谓“拐门”最近，离大厅也最近（右面的一间我们一个堂兄弟住过，他后来就跟着他的父母搬出去了，他父亲便是我的三叔）。轿子就放在大厅，大厅上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传到我的小屋里来。我向来睡得晚，常常读书到深夜。我听见大哥摸索进了轿子，接着又听见玻璃破碎声，我静静地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但是我的心痛得厉害，书也读不下去了。我绝望地拿起笔在纸上写一些愤怒的字句，或者捏紧拳头在桌上擦来擦去。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大哥的这个病是给家里人的闲言蜚语和阴谋陷害逼出来的。他自己在我们离家后写给我的信里也说：“那是神经太受刺激逼而出此。”有一封信里还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人心险诈，世道凶恶，才知道寡妇孤儿最苦。”他后来也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过总离不了“刺激”两个字。觉新受到的刺激不会比我大哥受的少。但是他并没有发过神经病。我大哥自杀跟他所谓的“痰病”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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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秋》（3）
我大哥是我们这一房的“管家”。他看见这一房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知道不到几年就要破产。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事情，个人的收入也没有了。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这种情形。我们写信向他建议放下空架子改变生活方式。他心里情愿，却又没有勇气实行。他既不想让家人知道内部的空虚，又担心会丧失死去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他宁肯有病装健康人，打肿脸充胖子，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真实情况。钱不够花，也不想勤俭持家，却仍然置身在阔亲戚中间充硬汉。没有办法就想到做投机生意。他做的是所谓“贴现”，这种生意只要有本钱，赚钱也很容易。他卖了田把钱全押在这笔“赌注”上。当时在军阀统治下的成都，谁都可以开办银行、发行钞票。趁浑水摸鱼的人多得很。他也想凭个人的信用在浑水里抓一把，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一种妄想，跟赌博下注差不多。不久他害了一场大病。在他的病中，那个本来就很混乱的市场发生了大波动，一连倒闭了好些银行。等他病好出去一看，才知道他的钱已经损失了一大半。他回到家里，等着夜深人静，拿出票据来细算，一时气恼，又急又悔，神经病发作了，他把票据全扯碎丢在字纸篓里。第二天他想起来，字纸已经倒掉了。连剩下的一点钱也完蛋了。他就这样地丢掉了我们这一房人“赖以活命”的全部“财产”，连一点证据也没有！他瞒着别人偷偷地做了这一切，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懂一点医学，认识不少中医界和西医界的朋友，也可以给熟人拿脉开方。他半夜服毒药自杀，早晨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一个小女儿睡在他的身边。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可是他的脸上并无死相，只有嘴角粘了一点白粉。家里的人找到了他的遗书，才知道他有意割断自己的生命。柜子里只有十六个银元，这就是我们这一房的全部财产了。他留下一个妻子和一男四女。除遗书外他还留下一张人欠欠人的帐单。人欠的债大都没法收回，欠人的债却必须还清。我那位独身的堂姐逼得最厉害。她甚至说过：“人在人情在，人死人情两丢开。”她就是写过“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那个少女！我的继母终于用字画偿清了大哥欠她的钱。她这样一来，别的债主更有话说了：“你们自己人都是这样！不能怪我们！”我的继母给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卖尽一切还清了大哥经手的债，有的债还是他为了赌气争面子代别人承担的。
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里的事情。我正在写《家》，而且刚刚写完《做大哥的人》那一章（第六章）。《秋》结束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正是我从成都到上海的那一年。《尾声》里觉新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和七月写给觉慧的两封信是根据我大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来信改写的。自然，我增加了许多材料：例如琴和觉民的事情，例如沈氏的事情，例如芸的事情，尤其是翠环的事情。翠环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我那位新的二婶有一个陪嫁丫头，叫做翠环。她是一个身材短小的女孩。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意外地见到她一次。我嫂嫂告诉我这是翠环。她已经是一个中年妇人了。我只借用了她的名字。在另一个“翠环”的身上并没有一点她的东西。人们读我的小说不一定会注意到那个身材苗条的少女。前年香港影片《秋》在四川放映以后，有些观众对红线女同志的演技感到兴趣，居然有人问我的侄女：“你是不是翠环生的？”还有人特地找到我的嫂嫂问她：“你是不是翠环？”这是把文艺作品跟真实混在一起了。
我拿我大哥作模特儿来写觉新，只是借用他的性格，他的一些遭遇，一些言行。觉新的身上有很多我大哥的东西，然而他跟我大哥不是一个人。即使我想完全根据我大哥的一切来描写觉新，但是我既然把他放在高公馆里面，高家又有不少的虚构人物，又有那么一个大花园，他不能不跟那些虚构的人物接触，在那些人中间生活，因此他一定会做出一些我大哥并未做过的事情，做出一些连作者事先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倘使我拿笔以前就完全想好觉新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按照计划机械地写下去，那么除了觉新外，其它的人都会变成木偶了。自然，这是拿我的写作方法来说的。别的作者仍然可以写好大纲按照计划从容地写下去，而且写得很好。我在这里只说明一件事：我大哥虽然死了，小说中的觉新仍旧可以活下去，甚至活到今天。
谈《秋》（4）
现在又回到人物上面来。关于觉新我已经谈得很多了。我还想再谈一件事情，就是“卜南失”的跌碎。有好些读者写信问我，“卜南失”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写过几封回信。这次我打算在《秋》里面加上一个小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家得到一个“卜南失”，可能是我大哥找来的，也可能是某个年轻的亲戚送来的。这是从日本输入的东西。“卜南失”大概是法文“木板”的译音。这种心形的木板有两只脚，脚上装得有小轮，心形的尖端上有个小孔，孔里插了一支铅笔。人坐在桌子前面，闭上两眼，双手按住木板，他慢慢地进入了催眠状态，木板也就渐渐地动起来，铅笔就在纸上写字。旁边有人问话，纸上就写出答语。这是一种催眠作用。纸上写的全是按“卜南失”的人平日心里所想的话，他进入了催眠状态，经人一问，就不自觉地写在纸上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一九一七年（或者一九一八年），我们玩这种把戏一连玩了两个月。总是我那个表哥按着“卜南失”，我在旁边辨认铅笔在纸上写的那些难认的字。有一个晚上继母知道了，要我们把“卜南失”拿到她的房里试一下。她把我死去的父亲请来了，问了几句话，答语跟我父亲的口气差不多。我祖父听说我父亲的灵魂回来了，也颤巍巍地走到我继母的房里来。他一开口就落泪。那时我第二个二婶的坟在不久以前被盗，始终查不出盗墓人。我二叔也找我表哥来按“卜南失”，把二婶的灵魂请来问个明白。结果什么也讲不出来。以后我们对这个把戏就失掉了兴趣，“卜南失”也不知让我们扔到哪里去了。当时我们并不相信鬼，也知道这只是一种把戏。但是我们讲不出什么道理。后来我读到《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陈大齐的《辟灵学》，才知道这是一种下意识作用。我早已忘记了“卜南失”的事情，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写《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