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啊！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原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藉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北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神秘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怒，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于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到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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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流》（3）
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出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朋友谈起这类事情，他们觉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页的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摘自《巴金谈创作》，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
我记忆中的大哥（1）
纪申
为了解答电视连续剧《家·春·秋》的编剧、导演、演员、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助于他们对原著精神的理解，加深对时代背景、地方色彩以及封建礼教的认识，总尽力追寻记忆，用往事中的实际事例和自己的感受给以说明。到该剧摄制完成后又连看了三次录像，使得我当时心潮起伏，颇为激动。特别是剧中觉新这个人物的经历和命运，更无处不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真是思绪万端，似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知该从哪儿讲起。四哥（巴金）在《和读者谈“家”》一文中曾直率地说：“觉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爱得最多的人。”如果把他的另一篇回忆文《做大哥的人》拿来跟小说《家》的第六章两相比照，一看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其实小说初版的第六章本冠有《做大哥的人》这个标题的。不过后来他又把全书的标题通通给删去了。关于这部小说他写过不少文章阐述种种，用不着我再作添足之举，只不过想记下大哥（不是觉新）在我记忆中的一些琐事与印象，以抒思怀而已。
大哥学名李尧枚，字卜贤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唤他李卜贤，学名倒鲜为人知。我母亲在家里有时也叫他“老果”。学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尧、国、治、家、庆、泽、长、勤、修、德、业、世、守、书、香”十六字排列命名的。父辈就以“道”字排始，别加一字必从水，故我父亲名“道河”，叔父们分别名“道溥、道洋、道沛、道鸿”。连在浙江嘉兴原籍的本族人的这一辈也叫“道”什么的。到过四川，后在上海报馆工作过的玉书大叔，就名“道澄”。一九二三年，三、四哥相偕来上海，这位本族大叔还带他们去嘉兴塘汇镇看望四伯祖，瞻仰祠堂。前些日子去医院探望四哥，他还跟我讲起往事，说我三姐还曾拜玉书大叔做过干父。我们这一辈弟兄全按“尧”字排名，另字从木。我们五弟兄就被命名为“尧枚、尧林、尧棠、尧椽、尧集。”下一辈按“国”字排，另字从火，大哥的五个孩子分别叫“国煜、国炜、国炯、国瑩、国煇”。由此可见封建大家庭的子孙连取个名字都定下这么样的规矩，旧礼教的虚礼繁文可想而知。故使得四哥从小就产生反感，极不习惯，总是设法躲避和抗拒。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旧社会、旧礼教、旧制度的极端憎恨与反对。不过这命名的框框早就给冲破了。四哥和我的孩子命名就没照老规矩办事。这是我那死去的祖父万万没料到的。毕竟时代在变，人的思想也在变。旧的要灭亡，新的要萌生。
大哥出生在一###七年，足足大我二十岁。他去世时，我不过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