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就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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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就过时-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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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妈妈病重,你是不是能……”
    我忽然冒出了一个连自己都吃惊的念头
  第二天,当我出现在北京铁路总医院的时候,已近黄昏。
  心急火燎,我急切地想见到病中的妈妈。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我只好提着行李,沿着楼梯迈着步子往上跑。前面突然“哐铛”一声,我吓了一跳,抬头朝上望去,只见在楼梯转弯处,一个胖胖的老人把手中提着的两个饭盒掉在地上,饭菜倒扣,汤汤水水顺着楼梯往下淌,盖子弹出很远……太胖了,大热天老人爬到4楼已经是满头大汗,他费力地弯下腰,无奈地用双手一点点把撒了一地的饭菜捧了起来,放回饭盒里。油腻沾了一手,他掏出手帕,擦擦手,再擦擦汗,又擦擦地,然后把已经湿湿的手帕塞回裤兜。下几级台阶,捡回盖子,装进塑料袋。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扶着楼梯把手,开始继续向上爬。因为过胖,他爬几级台阶便停一停,又掏出那块脏手帕擦擦汗,前胸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贴到身上。
  望着那拎着饭盒,迟缓地挪动脚步的背影,我一声没出,一动不动。眼前已经模糊一片。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他已如此苍老,如此尴尬。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一间病房外。双眼蒙着纱布的妈妈躺在床上,爸爸伏下身在她耳边低声说:“瑞云,对不起,我上楼时不小心把刚给你做好的饭菜弄撒了……”
  妈妈看不见,只轻轻摆着手安慰爸爸:“没事,我不饿!”
  妈真的老了,厚厚的纱布缠着她的双眼。白内障加青光眼让她几乎双目失明。由于过度劳累,妈妈的脖子里长了两个血瘤。从左到右一条深深的长达12公分的刀痕让人触目惊心。半年之内,妈妈3次开刀。在这三进三出中,那么坚强的妈妈,她的身体被彻底地击垮了。
  看着眼前日渐衰老的爸爸妈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没有他们,我的事业,我拼来的荣誉、挣来的钱、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已经仙逝在上海病床上的姥姥……
  因为眼睛的情况实在太糟糕,妈妈的手术并不很成功,为了给在病床上双目蒙纱的母亲解闷,我打开电视,一边看,一边讲给她听。这10年里,我很少能看到国内的电视节目。看着讲着,我惊奇地发现国内的电视发展很快,频道多,内容丰富。虽然很多节目似曾相识,是国外的舶来品,但中国电视确实是在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看看病榻上的母亲,瞅瞅电视里的节目,想想两个姐姐已经远嫁海外,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只有我还是自由人。我突然冒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念头: 告别日本,回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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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台的“最后通牒”(1)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竞争上岗的
  出国难,回国更难!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病床上的妈妈,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孩子们的前程。“三三,你已经走了那么多年,现在,得到日本的这份工作不容易,待遇好,报酬又高,你回国会不习惯的。”
  “我是中国人,过一阵就习惯了。再说做我们这一行的,还是把根基扎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上才最牢靠。”
  听起来是个理,妈妈不再反对。我嘴上说说容易,可是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想在国内谋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确实不易。那段时间里,我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国照顾妈妈。一天,在妈妈的病房里,她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老友来看她。“你看不见,身边一定要有个孩子。” 阿姨语重心长。
  “我想回来。只是不知道回国可以做些什么?” 我说。
  “真的吗?我帮你打听打听。”
  不久,央视《正大综艺》正在招聘新主持人的消息就传到了日本。天赐良机,我二话不说,马上又飞了回来。
  当时,《正大综艺》已经开播9年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家喻户晓,拥有亿万知心观众。雪纯因为身体原因,需要有新的女主持人来替换。经过几轮选拔,我终于和其他来自全国的12位主持人一起闯入了最终的考核——模拟现场录像。
  我已经是第三次自费从东京回北京来应试了。
  中央台的800平方米演播大厅被布置成《正大综艺》的现场。一大早13位候选人开始抽签,我很小心地打开刚抽到的那张纸条,“13”!我心头一冷,故作不在意状,并自我安慰着,“这种阵势我经历得多了。”
  在日本,我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竞争上岗的,那种竞争真是刀光剑影,几十、几百个女孩子争取一个位置,互相之间笑里藏刀。评委们只有一个标准——收视率。
  今天,13个最终候选人要和男主持人张政逐一搭档,通过3个环节的考核,由国际部的11位评委打出的平均分来作为最后结果。现场观众是守卫中央台的武警官兵。他们坐得规整、笔直,很守纪律的样子与一般综艺节目中疯狂的日本观众反差好大,倒让我觉得有些不习惯了。
    现在这句话很流行吗
  终于轮到我了,13号最后一个出场。
  因为程序基本相同,观众和评委早已有些困倦,刚才坐得直挺的军人也松散下来,开始窃窃私语,各自评论着谁会是今天的赢家。张政在介绍我出场了,“最后一位候选人是今天特意从日本赶来的,拜托各位多关照。” 说罢做了个清朝式的单腿跪礼,场下哄堂大笑,因为好奇,马上静了下来。我出场,身穿几天前刚从东京原宿买的蓝色中式小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习惯性的90度日式鞠躬,又惹来了一阵笑声,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第一个应试部分,和前面的12个人一样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外景主持。金色大厅今天受到了特别优待,在过去的2个小时内,它已经被介绍12回了,听的人比我都熟悉,平安无事地过去。第二个部分是用中文、外文做自我介绍。前面的主持人都用汉、英做了自我介绍,有好几个都异口同声地说,“If you give me a chance,I will give you a surprise。(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现在这句话很流行吗?我暗自思量。
  没有任何准备,我只好本能地先用自己最熟悉的日语谦和柔软地开口,观众可能不熟悉这蹦黄豆般的发音,大笑了起来,把我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立即抓住了几个现场前仰后合的武警,调侃几句,反而有了些互动的感觉。说日语如同撒黄豆一样,很有韵律。英语也还算流利,评委们一边笑着一边很认真地做记录。
  最后一关是现场抽签提问,别人已经把题目抽完了,我别无选择地拿到了最后一题。当时的《正大综艺》副组长老秦扶一扶黑边眼镜,开始问话,“如果你成为中央台的一分子,怎样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与国外媒体打交道?” 场内又是一片笑声,多严肃的一个问题!落在另外任何一个主持人身上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大家了解我刚刚回国,不谙世故的清纯样子,让他们不知道我会怎样面对这样的严肃话题。
  我脑海里瞬间闪过刚来前家里茶几上放的那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惯直播的人都有一个好记性,我张口就来:“如果我成为中央台的一分子,我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和国外媒体进行交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场下笑得更厉害,我心中纳闷,报上明明是这样说的。话锋一转,我很诚恳地说,“如果我跟国外媒体交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是语言方面没有障碍,会外语的人很多,并不稀奇,但我有10年在日本的生活、工作经验和英国的留学经历,所以我不仅能懂他们的语言,而且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考方式。长年的磨合使彼此之间产生理解,这是最可贵的。我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效地利用这些,会使中央台与国外媒体的沟通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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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台的“最后通牒”(2)
走出演播大厅的时候,我已经从大家的笑容里猜到了这场决赛的结果。一个月后,节目组通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1999年开始,我每个月回一趟北京,开始录制《正大综艺》。这样两边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接到了中央台的“最后通牒”,要么完全回国,要么放弃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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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张借贷表让我铁了心(1)
  回国再差也不会去洗盘子吧
  事到临头,才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坚强。
  要离开这个充满绿色的小岛,撇下这么难才闯下的一片东瀛天空,心中实在不忍。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啊!怎样找到平衡点?在大学时候,我学了6年的经营管理,已经习惯了用借贷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每当我心里乱了,就会列出一张借贷对照表,这次也不例外。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长的单子,一目了然,左面是永久的,右面是暂时的。如果方法得当,右面是可以转移到左边的,而左边的部分是转移不了的。中国的一切无法替代,日本的一部分可以转化,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日本从无到有,回国再差也不会去洗盘子吧。当然,真要洗盘子,我也有足够的经验。
  话虽如此,但对情感的割舍是很难的。要离开一个团队,朝夕相处的朋友,回去另辟新境。我在国内目前都是零状态,17岁前建立的不是被别人淡忘,就是淡忘了别人。自己已经融入了日本社会,人与人的相处很单纯。玩笑,甚至细节上的东西都能够彼此理解。周围朋友已经不再把你当作外国人。但我自己是“外国人”的意识还是很强。有些事情会提醒你,比如剧组一起聊天说起从中国又来了几条偷渡船,他们没有在意我,但我心里总是痛痛的。他们在说自己的同胞,所以我要么辩解,要么马上走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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