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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要剪！”
“老师，先剪我的！”
“先把我的辫子剪掉！”
不到半个小时，除个别年弱和胆小者外，蒙养学堂里的学生，个个身后都空荡荡的。
虽然身为人师，但相比学堂高年级学生，孙传瑗也只略年长，仍然还是个毛头孩子。一时冲动的“剪发”，虽图得一时畅快，但随后在寿州城引发出一系列反响，以至于蒙养学堂不得不关门停办，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剪发”风波的那天中午起，就不断有学生家长到学堂里来，斯文些的，平心静气向他们讨要说法；蛮横些的，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也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的头只知道痛哭。还有些以此为借口，追着孙传瑗他们要求经济赔偿。年龄稍大些的学生，不满家长的保守思想，犟着脖子和他们对抗。也有开明士绅出面帮忙做安抚工作，但更多的是保守的地方长老，也不说话，抱着双臂，就在一边看笑话。整个蒙养学堂乱成一团。孙传瑗和汤葆明深深体会到“度日如年”的滋味。这中间，既有对世俗压力的愤恨，也有对世俗压力的无奈。 。 想看书来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3）
经过两日的思考，他们决定带学生投奔省城安庆，为他们的革命理想，寻求明确的前进方向。
建议得到了五十余学生的强烈支持。
他们是趁着暮色悄悄离开县城的，大片大片乌云压在寿州老城墙上方，风在半空中发出“呜呜”的鸣叫。孙传瑗走在队伍的后面，带着留恋的心情，最后望了宾阳城门一眼。他知道，这一别，就可能不再回到这座老城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1912年的这六年，对于安庆，对于安徽，是政治变革最为痛苦，最为无常，最为彻底的六年。这六年，同样是孙传瑗人生观发生重大变化的六年。其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岳王会安庆分部长常恒芳，一个是《安徽通俗公报》主编韩衍。
孙传瑗带寿州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投奔的就是安庆尚志学堂。从集贤门进安庆城，走北门内正大街，向东转，藏书楼之左，便是尚志学堂。尚志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人冯汝简，“不应光绪甲辰年礼部试，而为兴学尽力奔走”，在教育界，被传为佳话。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的陈独秀、教育司司长的邓艺荪等社会名流，对尚志学堂创办，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极大支持。尚志学堂实际也是安徽革命党人的活动基地之一。与学堂一墙之隔的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十七日，大雨滂沱，二十四岁的陈独秀，撑着一把红油纸伞赶过来，就在这里，主讲了著名的“安徽爱国会演说”。操着浓浓的安庆乡音，他喊道：“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台下来自安徽高等学堂、安徽武备学堂以及桐城中学堂、凤鸣中学堂等三百余青年，掌声如雷。
常恒芳时任尚志小学堂的训导主任，孙传瑗和五十余蒙养学堂学生到安庆时，他正与岳王会几位同志商谈近期工作。闻知寿州蒙养学堂五十余师生集体从寿州投奔省城，他匆匆赶回学堂。
常恒芳高高大大，也是北方汉子的性格，见到孙传瑗的第一句话，就显得特别的地道，“到了就好，到了这里，大家就算是到家了。”
孙传瑗听了心里一热，几天里受的苦累，顿时烟消云散。他的两眼湿湿的，泪水围着眼眶打转转，马上就要流出来。
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孙多慈作。
当晚就做出安排，年龄稍小些的学生，全部安插在尚志学堂继续学习，汤葆明负责他们的起居生活。另一部分年龄稍大些的，因为此时孙毓筠在南京，柏文蔚也在第九镇二十三标二营任管带，因而由孙传瑗带队，当晚坐船到南京，交由他们另行安排。常恒芳年龄大不了两三岁，但处事果断干脆，这既让孙传瑗开了眼界，又打心眼里由衷佩服。
两个月后，孙传瑗从南京回安庆，重返尚志学堂，成为常恒芳左右。常恒芳是安徽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后去安徽公学读书，在那里追随陈独秀、柏文蔚等，组建了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担任安庆分部长。接受邓艺荪邀请，来安庆出任尚志学堂训导主任一职，也就是想借此平台，为岳王会在安庆的工作打开局面。事实上，此时的岳王会，因陈独秀东渡日本求学，柏文蔚赴南京就任军职，重心也随常恒芳移到了安庆。
这是孙传瑗生命中最具价值的一段时光，那些天，他跟着常恒芳，或是到东门外的迎江寺，坐在振风塔下，商谈岳王会下一步的工作；或是出八卦门沿西门大街走到大观亭，钻到松树林里，讨论多变的安徽革命形势。有时候也带高年级学生过去，那时候会跑得更远些，在马山附近的地藏庵，说是进行兵式体操训练，实际上是遮人耳目，掩护他们的革命工作。大多时候，常恒芳是主讲，孙传瑗和其他的人在一边只有听的份。常恒芳极具逻辑思维，说话有条有理，你没有理由不佩服他。
那一阶段是岳王会的低谷阶段，在安庆，他们的成员甚至还不足三十人。后经过努力，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吸收的成员，都是“老三营”的人。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安徽巡抚招募三百新军，交由武备学堂首届毕业生训练，称安徽武备学堂练军。后练军改组为新军第二标第三营，熊成基、倪映典（后赴南京南洋陆师学堂深造）就是练军成员。张汇涛、范传甲、石德宽等辛亥革命志士，都是岳王会在“老三营”里的骨干力量。
一、 晚清斗士孙传瑗（4）
这年年底，安徽督练公所成立步、马、炮等弁目训练所，常恒芳觉得是新的发展机遇，报名参加了炮兵弁目所。孙传瑗也想跟着过去，常恒芳阻止了他，“你这身子骨单薄薄的，拿拿笔杆子还可以，动真刀，动真枪，恐怕力不能及。”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六日，星期六，徐锡麟在百花亭安徽巡警学堂发动起义，掏枪把参加毕业典礼的巡抚恩铭给撂倒了。常恒芳并不知道，当时他在东门外，正和孙传瑗一道，由卸甲坡往上走，准备从枞阳门进城，结果给拦住了，盘查了很久才放行。向路人一打听，才知道巡警学堂那边出了事，巡抚大人中了枪，生命危险，已经接同仁医院戴世煌医生过去了，但凶多吉少。
常恒芳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恨恨地咬了咬牙，“这个徐锡麟，还是抢在我们前头了！”
当天晚上，传来巡抚恩铭去世的消息，隔一日，又有消息传过来，徐锡麟已经就地正法了，地点就在巡抚衙门外的东辕门。死之前，胸膛被剖开，把一颗心活活给掏了出来。说是巡抚夫人特意吩咐的，她说她不能理解，恩铭对徐锡麟恩重如山，非常信任，才把他安排在巡警学堂会办这样重要位置上，他怎么能狠下心，一枪把恩铭给杀了呢？这颗心，还是人心不是？
接下来，安庆风声吃紧，岳王会在安庆的革命活动，也受到官府注意。特别是常恒芳的身份，更是遭到怀疑。不得已，常恒芳只好逃离省城，远赴定远县萃华学堂教书，以躲避风险。之后不久，他又东渡日本求学。安庆岳王会的工作，改由炮营队官熊成基取代。第二年，他们在安庆组织了震惊朝野的炮马营起义。
韩衍也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孙传瑗与他相识时，他还在督练公所做文案。韩衍是江苏丹徒人，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激动起来，语速变快，孙传瑗根本听不懂。韩衍是武将，但更是文才，而与孙传瑗交往，更多时候，是在一起谈诗论词。韩衍在这方面造诣很深，孙传瑗读过他的《绿云楼诗存》，其中有好多首，他不得不拍案称绝。如《月夜登宜城野望》“一塔忽骑江水住，城阴凉月白纷纷。菱湖欲啮大龙尾，片片荷花夜入云。”如《雨后登安庆城》“雨后蛟龙入水深，碧天尽处海沉沉。城头又与黄昏近，一寸斜阳万里心。”把自己的心情糅入地方景色之中，既自然，又贴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韩衍来到孙传瑗住所，邀他一起参与创办《安徽通俗公报》。韩衍说：“当前革命的困难是什么，是民众的意识的觉醒。怎么办？最好的做法，就是办一张给他们看的报纸。《安徽通俗公报》就是这样一份报纸，它用通俗的语体文，猛烈抨击时弊，鼓吹革命，从而唤起民众。”孙传瑗不待他说完，就把手高高举起来，“只要是为革命的事，一定要算我一个。”
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客栈老板毕少斋，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安徽通俗公报》是安徽首家民间报纸，资助者除咨议局议员王龙廷外，还有皖北教育会吴性元、杨元麟等。因为经费严重短缺，报社总编辑韩衍和三个编辑孙传瑗、陈白虚和高语罕，也是义务性质。虽说一日三餐能保证供应，但也就是咸菜就白饭，根本闻不到肉腥。倒是每每稿件编成，且有几篇得意的力作，编辑们就去搜韩衍的口袋，然后到萧家桥买几个铜板的花生，打一两百钱高粱烧酒，以此表示庆贺。喝得高了，几个人就在小客栈里扯着嗓子乱吼。
韩衍身材短小，面部黧黑。他又不注重仪表，常年穿一件蓝色长大褂，头发蓬乱，胡须满面。他走路的步子很快，每每街头疾走，不认识的人，都要避让三分。那时他已经结婚，家住四方城，居名“绿云楼”。他的夫人红叶，也是个女才子，结婚前因为敬重他的诗文才华，常来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