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俘虏在入营之时，随身证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经遭到没收了（至少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这样做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虚报姓名职业。许多人为了各种理由，就都这么做。当局所关注的，只是俘虏的号码。这个号码，就刺在各人的皮肤上，也绣在衣裤的某个地方。任何警卫若想“整”一个俘虏，只要对该俘虏的号码“瞟”一眼就行了（这一“瞟”，即可教我们心惊肉跳），根本不必查问姓名。
言归正传，换营队伍行将离去时，营中俘虏是既不愿也没有时间去顾虑道德或伦理问题的，每个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并且设法营救朋友。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弄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换营行列。
我曾提过，挑选“酷霸”的方法十分消极．只有最残暴的俘虏才会被挑出来担任这个差事（虽然也有些侥幸的例外）。不过，除了由挺进队负责挑选之外，还有一种毛遂自荐的办法是在全体俘虏之间全天候进行的。一般说来，只有经过多年辗转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无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
103 鼓足勇气，现身说法
3 鼓足勇气，现身说法
有关集中营的报道和实录，多已有案可稽。可是，事实真相只有附属于一个人的经验时才有其深意。本节所要描述的，正是这些经验的特质。笔者愿意以当今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为曾陷身集中营的人阐释当时的经验，并帮助未曾身历其境的人理解、体会这极少数浩劫余生、如今却万难适应正常生活的人所曾身受的历炼。这些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过去的经验。身历其境的人，不必别人多费唇舌来替他解说；没有经验过的人，不会了解我们当时和现在的感受。”
要有条不紊地阐述这个主题，实在相当困难。毕竟，心理学家总该维持其学术上的超然。可是，一个坐囚期间从事其研究观察的人，是否拥有这必要的超然呢？局外人必定有这种超然，可是往往因为相距太远，事不关已，而无法作出真正有价值的论述。这种事，只有局内人最清楚。他的判断容或不够客观、不够公允，但这原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他想要避免任何个人的偏见，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这也便是撰写这样的一本书的困难所在。有时，作者必须鼓足勇气，写出极其隐私的经验，我在撰写当时，就曾经打算隐匿真实姓名，只附上我坐囚期间的俘虏编号。可是脱稿之时，我又发觉如果匿名出版，本书的价值势必减半，更何况我必须有勇气公开陈述我的信念。因此，我尽管十分不愿暴白自己，却没有删去任何章节。
把本书内容浓缩成理论的工作，我将留待他人去做。这些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深受瞩目，而其“铁丝网恐惧症”为众所知的监狱生活心理学，可能有所贡献。晚近，人类在“大众精神病理学”（容我引用LeBon的一本著作中的著名词句及书名）上的进展。可以说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赐，因为这场大战制造了神经战和集中营。
104 苦役的代价
4 苦役的代价
本书所述，乃是我在集中营中身为一名普通俘虏的经验。因而，我特别要声明的是，被俘期间，我除了最后几个星期之外，并未受雇担任营中的精抻病医生甚或是一般的医生。我提到这一点，难免有些自豪。我有几个同行相当幸运，能够在简陋且仅供应绷带（由破布和废纸作成）的急救站工作。而我，带着一一九一○四的俘虏编号，大部分时间都在铁路沿线上挖土和铺铁轨。有一次，我独力挖掘一条地下水管的通道。这项功绩后来得到了报酬。就在一九四四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份所谓“奖金联券”的礼物，是由承包该项工程的建设公司发给的。我们这些俘虏，实际上是被集中营当局卖给这家公司当奴役，该公司每天按俘虏人数付给当局一笔固定的工资。每份联券约值五十个芬尼，可以兑换六根香烟。兑换时间，通常在几星期后，不过有时候也会失效。于是乎，我成了个骄傲的“财主”，拥有一份值十二根香烟的礼券。这十二根香烟本身或许无甚意义，却可以兑换十二份肉汤，而十二份肉汤在当时看来，委实是一道消饥救急的大餐。
抽烟的特权，只保留给每星期都有固定奖券配额的“酷霸”，和在仓库、工作场所担任守卫、或领取几支烟以为担当危险职务酬劳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已丧失生存意志，想“享受”生平最后几天的俘虏，还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因此，我们一旦看到一个同伴在抽烟，就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而生存意志一旦丧失，便很难以恢复过来。
105 入营第一关
5 入营第一关
现有大批资料，为众多俘虏的经验与观察的结晶。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资料，将会发觉众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刚入营之后的阶段、习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且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
第一阶段最显著的征状便是震惊。在某些情况下，俘虏也可能在正式入营之前即已有此征状。
且以我个人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时，共有一千五百人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每节车厢有八十个人，每个人都得躺在自己的行李（即个人仅余的身外物）上。车厢内因为拥挤不堪，鸽灰色的晨曦只能由车窗顶端透进来。每个人都以为火车会驶向某个军需工厂，然后大家会在那儿充当强制劳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仍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抵达波兰。火车的汽笛声一如求救的呼喊，听来十分凄厉，像是要为一步步接近地狱的可怜乘客叫冤抱屈似地。不久，火车转辙了，显然已接近一个大站。突然间，一厢厢忧心忡忡的乘客纷纷惊叫：“那儿有个牌子，奥新维辛！”煞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奥斯维辛”是恐怖的代名词，代表着煤气间、火葬场、大屠杀。火车慢慢地、近乎迟疑地行驶着，仿佛希望为乘客拖延真相大白的一刻：奥斯维辛！
晨曦渐露，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逐渐现出轮廓。几排长长的带钩铁丝网篱笆，几座守望塔、探照灯，以及一列列憔悴褴褛的人形沿着荒凉的石路蹒跚走着，在灰白的晨曦中，不知要迈向何处。有几声零落的吆喝和指挥的哨声，却不知有何含义。想像中，我仿佛还看到有几座绞刑台，上面吊着晃来晃去的死人。我不觉毛骨悚然，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因为随后一个遥无止期的大恐怖，正等着我们去适应哩！
火车终于到站了。一声声吆喝，打破了起初的静默。此后，我们在所有的集中营里，就一再听到这粗鲁而尖锐的噪音。它酷似罹难者临死的哀号，所不同的是，它带着刺耳的沙哑声，仿佛发自一个不得不常如此叫嚷，或一再遭受谋害的人的喉间。车厢门立刻被推开了，一小队着条纹制服、剃光头，看来营养不错的俘虏冲将进来。他们操着各种欧洲语言，而且全都带有一些幽默；只是此情此景，这种幽默听来未免怪异，就像垂死挣扎一样，我骨子里的乐观（这种乐观使我每逢最险恶的境地也常常能克制自己）紧紧攫住这个念头：这些俘虏气色不错，精神似乎很好，甚至还笑得出来。说不定，日后我也可以挣到他们今天这种地位呢！
在精神病学里，有一种状态叫做“缓刑错觉”。死刑犯在处决以前，幻想自己会在最后一分钟获得缓刑。同样地，我们也抱着一线希望，直挨到最后一刻都还相信结果不会这么糟糕。先看到那些俘虏的圆脸和红润的双颊，就已经是一大鼓励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批俘虏是经过特选的中坚分子，多年来一直负责接收每天涌入车站的乘客。而所谓“接收”，包括点数新到的俘虏、搜查随身携带的行囊，其中凡是稀有物品或走私来的珠宝，一律没收。在大战的最后几年，奥斯维辛在欧洲想必是一个奇特的地方。珍贵的金银财宝，必定不只锁在硕大的储仓内，还掌握在挺进队员手中。
一千五百名俘虏都被关进一间顶多只能容纳两百人的库房里。我们饥寒交迫，库房内连蹲的地方都不够，更别说躺下来了。四天之中，我们仅靠一片五盎斯重的面包果腹。然而，我却听到几个看管库房的资深俘虏用一枚白金钻石领夹和一名负责接收的俘虏谈交易。大多数的利润，最后都用来买醉——这儿可以买到杜松子酒。足够一晚酣梦的杜松子酒，究竟需要花几千马克才能买到，我已不复记忆；可是，我却知道那些长期受到监禁的俘虏需要杜松子酒。在这种情况下，谁能责怪他们花钱买醉，麻痹自己呢？还有一批俘虏也有酒可喝，并且由纳粹挺进队无限制供应。这些俘虏都在煤气间和火葬场工作，他们深知终有一天，自己会被另一批人取代，也深知自己终究会由目前这不得不干的刽子手角色沦而为罹难人。
我们这一梯次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个痴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灾解厄。火车到站时，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命运，有人叫我们把行囊留在车上，然后分男女排成两行，以便遂次由一名挺进队的资深长官面前通过。教人吃惊的是，当时我竟胆敢把我的背袋藏在外套里边。我这一队继续前进，一个个从这位长官面前经过。我很清楚，这官员一旦发现我暗藏背袋，必定叫我吃足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狠狠踢我一脚。我本能地挺直腰杆走向这位长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与他正面相对。他身材高挑，合身的制服纤尘不染；反观我们，漫长的旅途之后，已经是蓬头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