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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3）
我们到了台北松山机场后，立即驱车前往吕秀莲官邸会面，听听她对案情的描述经过并检验膝盖伤口情形。结果很明显，从长裤、护膝、血迹、DNA、铜弹头、挡风玻璃、弹孔、玻璃碎片及膝盖伤势等情况推论，她的膝伤确是子弹所造成的撞击伤。子弹是从右前方对着吉普车射入玻璃，经驾驶及侍卫长的中间穿过，直接打到吕秀莲的右膝，穿过长裤。还好有护膝把弹头挡住，减低弹头的能量，只造成皮肤表面的挫伤，流了一些血。
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当时我们决定，第二天早上10点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说明检验物证及现场重建的初步结果，然后便赶往机场，搭机返回美国。因此，我们必须先将初步结果整理一番，制作成演示文稿资料，一份给刑事警察局作侦查的参考，另一份则带回美国准备作将来撰写鉴定报告的参考。到了晚上12点多，大家都因工作太累了，所以先回房休息，查理则自愿留下来陪我，我在计算机前撰写我们的初步报告及对刑事警察局的侦查建议事项。到了凌晨1点多，查理也撑不住了，直打瞌睡，只是不好意思先去睡，就一直喝浓咖啡提神。看他那一副可怜相，我忍不住说：“查理，你先回房睡觉吧。”他还是坚持说：“李博士，您一人熬夜工作，我一定要留下与您作伴。”到了2点多时，他再也熬不住，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不仅声音洪亮，而且高低起伏，口水直流。我看了实在忍不住笑了起来，把他叫醒后，叫程晓桂赶他回房休息。他听到我这么说，好像受到大赦一般，连声道谢，立即回房。我独自一直忙到凌晨4点多，才终于将演示文稿资料的结论准备好。人也觉得累了，连鞋子也没脱，就躺在床上。数十年来忙碌的工作练就了我眼睛一闭，就能进入梦乡的好功夫。6点不到，程晓桂带着几位鉴识科的同仁前来帮忙整理行李，运至机场。7点整，我们赶到刑事警察局与侯友宜及其他专案人员作了最后一次会议，建议他们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捞针”的侦查方式，针对10个重点，继续努力：
一、严格搜索所有私枪、子弹及地下兵工厂；
二、鼓励民众，报缴私枪武器；
三、将过去所有的涉案玩具枪支案件，重新调卷检验；
四、将过去送鉴的子弹重新调卷检验；
五、比对弹头、弹壳上的工具痕迹和特殊痕迹；
六、比对弹头、弹壳，找出相同制造方法者；
七、由弹头、弹壳，追寻出制枪工厂；
八、由制枪工厂，追寻出制枪者身份；
九、由制枪者，追寻出“3·19”的涉案凶枪；
十、由购买凶枪者，追寻出真正枪手身份。
这些工作在刑案逻辑图推导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外勤的刑警、警员及鉴识科物理组的工作人员就要特别辛苦了！
10点整，记者会在刑事警察局举行。我先将我们一行的美国专家作简短的介绍，并感谢他们不辞辛劳，千里迢迢赶来帮忙，整整工作了两天半，连在台北受宴及观光的时间都没有。接着，我把我们的工作结论分成下列3大部分：
一、物证检验结果；
二、伤口记录检验结果；
三、现场重建结果。
分别逐项说明，其中有关弹头、弹壳上面特殊的工具痕迹及弹壳设计只有稍微提及，为避免打草惊蛇，无法作详细的说明。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立即赶到机场搭乘华航班机，经东京转赴夏威夷“全球亚裔帮派警察首长会议”演讲。演讲完后，马上赶回康州。
我回康州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各项资料输入计算机。一面与其他专家联络，请大家在6月底前，将每个人的鉴定报告送交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整合各方意见并汇整成一份完整的报告书，送交回台湾法院检察署。
然而，一直到7月底，我却连一份报告都还没有收到，我知道大家都很忙碌，而且勘验本案我也没有得到一分报酬。在美国，刑事鉴识专家的顾问费大约是每小时500美金。我和魏契法医的顾问费用都在每日1万美金以上，3天的工作、两天的差旅，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有部分的亲友认为我是个大傻瓜，一毛钱也没拿到，还要倒贴支付照相、电话、邮电、秘书、打字、印刷等开支，还要说服大家前来帮忙，最后还得忍受一些无意义的批判。对此，我只能说无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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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4）
谁叫我是中国人？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负的责任及义务，我是要对我们的民族、社会有个交代，历史将会是最有力的见证，事实真相将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在这几个月，程晓桂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报告枪支、子弹比对的最新进展。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并遭受到很多无情的指责与批评，我只能安慰他们，从事鉴识工作就要有“苦行僧”的精神，不管别人如何讲怎么批评，自己只能一步一脚印地努力，让证据去讲话。由于我在国外还有几件大案在手上，还在侦办中，所以“3·19”枪击案的调查报告，就被诸多要事一再拖延，迟迟无法出炉。但其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计划做一些射击试验，要测试玩具手枪是否能退膛？是否能够打出像###腹部的同样伤口来？在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验枪组的枪械库中，共收藏1万多把的各式各样枪支，子弹库中也至少有10万发以上的子弹，但在这里就是找不到改造的玩具手枪，也没有土制的子弹。我们用制式手枪测试了多次，都可打出相同的伤口，我们也利用猪皮及凝胶（gelatin block）做些实验，但这些结果只能供参考，实质上并无太大的意义，所以建议刑事警察局鉴识科多做一些试射玩具枪的实验。
同时，海内外有些学者专家也开始在加州及别的地方做试枪的实验，我也与他们见面讨论实验结果，其中像帅化民、陈笏，他们对枪支武器，无论在经验或理论上均极有成就，我对他们的精神也极感钦佩。我的立场是：“任何专家学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均可自行设计实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张与见解，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有些激进人士会因为自己与别人的结果或意见不同就开始大吵大骂，这就有些太过分了。在美国，我也常看见许多专家各持异见，但大家也都能保持君子风度，不会只认为自己才是对的，而别人一定是错的。
8月中旬，我接到台湾方面的要求，卢检察总长将在9月退休，他希望我们能在他退休之前将鉴定报告完成。最后一直拖到8月25日，我才陆续收到其他人的草稿，我与庞巴两人，只好又是两天两夜没有睡觉，才将各人的草稿汇整，写成一份初稿，因为在8月28日我将应邀至山东临沂大学、广西大学、北京公安大学等学术单位讲学。另外也专程前往南京，参加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前校长梅可望主持的全球校友会，所以决定在8月28日当天完成鉴定报告的初稿，并由外交邮袋处理，转交台湾法院检察署。我将初稿封合后，亲交给驻纽约文化经济办事处的夏立言处长，并由我的好友《世界日报》社长李厚维先生监交。然后，将另外几份分别快递送交给其他参与“3·19”枪击案鉴定的专家，并限定他们在1个月之内完成审核，送回让我完成最后的结案报告，然后请大家签名，再寄送回台湾。这样做是我们一般的标准操作程序，在海外很正常的，因为这份报告是10个人的共同结论，一定要大家签名才能生效。所以在记者会中我也曾作了一些说明，初稿只是把每人的个别意见，汇整在一起，有些地名、人名、专有名词及部分的个人意见，都不太完整，也不尽相同。
一个专案小组或特别调查委员会，甚至美国法院陪审团，州最高法院或联邦###官等都会有个人的意见，但最终的报告或结论必须代表全体的意见，所以最终报告与初稿之间自有些不同。台湾有些外行的人士，不知道刑事鉴识制度，认为最后报告与初稿有出入，是不合法的。我们这些鉴定专家说到此事，只好一笑置之。
这份报告一出炉后，社会大众对于鉴识科学的专业性也多了一层的了解，同时也知道培养鉴识人才是迫不及待的任务。
最近得知台湾“国科会”在我的建议下，编列了一笔特别预算，针对提升鉴识科学的建设及培养专业人才，予以特别补助款项。另外###门也特别在2004年度的公费留学考试中，编列3名刑事鉴识人员的名额，这也是绝无仅有的，都说明了台湾有关当局已经开始重视鉴识科学，并为提升台湾鉴识水准做了准备工作。希望这些培养鉴识人才的计划能持续进行，而不是“亡羊补牢”、“5分钟热度”的权宜办法。
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5）
2004年11月5日，台湾法院检察署将我们的初稿公布在网络上。其中有几张照片及资料因涉及破案的关键重点，必须暂时保留，不能公开，但也引起一些风波。如果这些照片、资料公布，让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证据，进而将枪支销毁，那破案也就遥遥无期了。在此份报告中我们特别再度强调“以弹追枪，以枪追人”的原则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捞针”的重要性。
在做完这些鉴识工作之后，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办法破案。破案的关键有二：
一、找到制枪弹的工厂，以枪寻人；
二、把案发事件当时台南市金华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