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商界，最早从西方窃得火来，开启现代化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人。很多学历史的中国人，只知道郑观应写过令少年毛泽东神往的《盛世危言》，却不知道他也是后来被毛泽东贬为最反动阶级的大买办。
第一代现代企业家登台的时候，中国整体上还是一个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对于经商，无论新旧，大体不屑一顾。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一些等级较低的士大夫之家，虽然有读书不成去学艺（学商）的传统，但毕竟属于不得已的选择，只要踏入科举长途跋涉，那么仅仅得了一介秀才功名，也不大可能转过身去下海。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惊醒了中国的士大夫，一些人立志变制救国，投身政治运动，于是有了戊戌维新，还有一些人则终于有点明白了第一代企业家的启蒙说教，相信实业救国、工商救国、从此投身工商业。两个状元，成为代表性人物，一个叫陆润庠，在苏州办起了纱厂和丝厂；一个叫张謇，在南通，办起了世界闻名的大生纱厂。相对而言，张謇的事业更大，也更长久，在历史上的名声要响得多，因此，第二代的企业家中，他是当之无愧的代表。
在帝制时代，一个状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切。在清朝，状元意味着可能成为皇子之师，意味着几乎无障碍的仕途，还可能意味着几乎不用做出太多的成绩，就可以青史留名。然而，这一切，张謇都放弃了，他成了一个商人，一个现代企业家。这说明了什么呢？中国的最顶尖的社会精英，进入了工商业，一个传统上名声不那么响的行业，这在一个多少朝代都奉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国度，具有非凡的意义。虽然，张謇这代人，还带有着传统士大夫的痕迹，有时儒的分量要压过商的意味，但是，毕竟他经营的是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采用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经营方式。
状元经商，给近代的工商业提供了一个高起点，继起的第三代企业家，凡是卓有成就者，多半是洋学生，比如留洋的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和穆藕初，号称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刘鸿生，还有出身知识界的卢作孚。以及人们不大乐意提的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周作民，以及报界的胡政之和出版界的王云五。没有学历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实际上在那个时代，也是出身钱庄业的世家子弟，属于好人家出身，本出自上海滩的上流社会。
这样一个高起点的企业家群体，无疑是当时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不仅有眼力，有办法，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发展壮大，而且有远大的抱负。可以说，他们和他们的事业，都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的产物，兴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家荣华富贵，个人享受，而是为了以工商救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他们中的很多人，生活都非常简朴，乐于克己奉公，我们现在赞美的西方著名企业家的美德，其实在那个时代，我们很多本土产的工商业先贤，都能身体力行。像范旭东、卢作孚这样的现代企业家，办起来偌大的事业，自己却分文不取，在他们看来，企业是社会的、国家的。
从第二代企业家开始，就把参与社会改造、兴办公益作为自己的使命，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上，凡诸兴学、办教育、社区改造和建设事业，甚至国家的*化进程，都有这些企业家的身影，抗战时期企业家的“星期五聚餐会”，是各界人士*的恳谈场所，为争取*，反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惜的是，中国历史每代的成就，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多会被清零，用IT的术语，就是给格式化了，然后大家从头再来，从零做起。中国近代三代企业家，连同他们的经营方式、经验和企业文化，乃至他们的精神、抱负，最后也都遭到了格式化的命运。等到中国人再一次需要从事市场经济，培育自己的企业家的时候，基本上只好从头开始，前辈的成果，仅仅剩下一点点的孑遗，剩下的老一辈人，只是在中信、光大和民生银行的创建中，发挥了一点余热。其他的企业家，只能从头摸索起，好像我们中国人，此前的百多年，都白过了似的。
好友傅国涌，经过多年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把这些“大商人”中的一些的一麟一爪，给人们呈现出来，叙述严谨，有板有眼，文字如以往一样清晰、耐读，开卷有益。1每个现在的中国实业家，或者有志于做实业家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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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人的八股取士
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口碑不好，这是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是打破中国大门进来的。
在中国读书人的笔下，洋人在中国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当然都是坏事。其中有一些事西方人虽然并没有做，但也在他们的想象之内，比如我们的人说洋教士拍花、挖心肝做药、取中国人的眼睛加铅炼银子，说早在莱特兄弟没发明飞机之前洋兵就坐着能飞的东西在北京上空飞，还会放一种用气流伤人的“气枪”之类。但有一些安在洋人头上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洋人的八股取士就是一个。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曾经短时间占据过浙江的定海，英国人在定海都干了些什么，朝廷大员们当时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不过倒很快传出洋人在那里开科取士的消息，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庚子秋，闻夷逆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余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余皆中试。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名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鸦片战争》第三册，第147页。）
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的想象力，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刚刚打下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县城，就开科取士，竟然还能用《四书章句》出题，只是录取的时候有些草草，凡是答完了卷的统统取上。不知是嘲笑老外办事不讲规矩呢，还是羡慕人家的宽松。
虽然英国人已经打上门来，而且把中国人打得脸面丢尽，一败涂地，但是让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睁开眼睛看看他们还是挺难。我们这些熟读圣贤之书的学究们，非要想当然地以为红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也跟自己一样，用的是方块汉字，读的是子曰诗云。虽然仗是我们败了，但胜利者却偏偏对中国的酸儒生青眼有加，乱七八糟取上一堆带去见他们的国王，想必是有大用的。
无独有偶，事隔近60年后，八国联军再一次打将上来，这次不仅门被打破了，居然得寸进尺，在太和殿前跑起马来了。于是乎消息又传出来了，先是说我们京城那位曾经做过状元如夫人的名妓赛金花泡上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睡在紫禁城里，然后赛金花就跟瓦德西吹枕边风，说是“满清蒐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老瓦还真的从谏如流，“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斾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一册，第318页）。似乎是由于有了赛名妓做参谋，老瓦的这次考试弄得比当年的英国人像样得多，不仅考八股文，而且还有试帖诗，只是题目出得有点恶毒，文题虽然也出自四书，但却有只叫我们单方面爱好和平的意思，诗题就更恶，居然想打入秦中，明摆着是要毁我们逃到陕西的小朝廷。
用西方文字有没有可能做出八股文来？鄙人对语言学一窍不通，不敢下断言，但至少西方人作不出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有这根筋。什么算“国粹”？如果是一国独有而他国绝对没有的就算国粹，那么八股文笃定要算一个。这玩意儿是中国人自隋唐科举取士以来，琢磨了几百年才琢磨出来的，命题作文，起承转合，两两对仗，句句压韵，既要阐发题目，又不能碰到题目上的一个字，这样奇妙的文字游戏，试问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哪一个民族能想得出来？但是，八股文能够流行起来，甚至在几乎所有有出息的文人的抵制下流行开来，关键是科举考试的拉动。科举这东西不仅让天下的英雄尽入了皇帝的彀中，其实是连狗熊也钻进去了。科举考试与八股相结合，真是如虎添翼，使考试成了设有重重机关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要进去了，没有相当的定力就别想出来。明清两代，从弱冠起，一直考到须发尽白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却生命不息考试不止的大有人在，据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有位叫黄章的考生已经达到了百岁，真的叫人没法不佩服。
至于八股考试对中国人文风的塑造，那就更是惊人。大多数的读书人在经过十几二十几年的八股文训练之后，是想丢也丢不掉了，他们甚至连骂人都是八股腔。鲁迅先生说他的家乡的秀才们曾作了八股来嘲骂新学堂，其实，在晚清时节，相当多的出自读书人之手的反教（洋教）揭帖，都是八股体，有些作得还相当地道。再往后，科举废了，进入民国，大大小小的军阀们的军师草檄文、出文告、打电报战，有哪个能脱了八股老调？就是后来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没能摆脱八股的影响，有太多的人记得，毛泽东是怎样在延安整风时提倡反对党八股的。
中国传统文人对于八股取士的心态非常复杂，甜酸苦辣，爱恨交加，但依恋与依赖却是主要心理，他们有的人可能会经常骂科举，但心里却最放不下它。吴敬梓和蒲松龄两位在小说里将八股取士骂得一文不值，最后依旧以顶上贡生的头衔为荣。当面临西方侵入的挑战时，大多数读书人最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就是八股取士的命运。回溯古代，辽、金、元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凡是开科取士的皇帝的屁股后头，都会招来许多汉族文人的称颂，清朝袭承明制，考试考得比谁都热闹，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