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和组织发出了“拯救”的呐喊，然而屡屡被淹没在其他呼声的海洋当中，直到2001年“911”事件发出“棒喝”，犹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人们麻木的神经，也震醒了部分单纯狂热追求经济利益的人和组织。
一方面，它促使一部分人开始反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行为背后的消极作用，因为“911事件”的直接起因是阿拉伯地区民众对来自发达国家的打压、剥削的一种反抗，换句话说，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反噬。
但另一方面，“911事件”也促使美国政府迅速转变其国家战略构想，调整全球军事布局，亚洲特别是东亚沿海地区成为其关注重点，发展出了新威慑为手段。美国之后，英法等国也实施了相应的国家战略转型，整个世界被卷入了无休止的反恐“自卫战”，原先隐藏在各种纠纷背后的种族歧视、边境问题、贸易争端迅速升级，国与国关系紧张，而人们相互防备，变得不敢轻易相信周围的人，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一场滔天大祸。
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虽然高速发展，市场虽然繁荣，然而这一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灰飞烟灭，缺乏安全感成为人们生活满意度降低的罪魁祸首。
安全感的缺失也表现在了人类对生态自然环境报复性灾难的畏惧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得越发厉害，给大自然造成的创伤也就越发深重，各种自然灾害爆发频率加快，让人类饱尝了财富损失、家人离散的苦果。
正是在这个人心狂躁、忧虑的特殊时期里，一股以“幸福”为名的新的思潮渐渐凌驾于以“经济发展”为首务的社会潮流之上，将人们的目光从经济引向了关注个人幸福，关注整个社会幸福的问题上。
在这股新风潮里，一个身处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小国不丹功不可没。
三十多年前，世界各国全力以赴以发展经济为首务，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和GNI（国民总收入，GrossNationalIne）大行其道，经济综合实力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而就在这一背景下，不丹却提出GNH（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的概念，将提高民众的幸福感纳入政府的施政大纲，它种下了一颗不为外界熟知的种子。经过将近四十年的孕育后，不丹发展成了一个在契合21世纪人们对幸福生活渴求的“幸福”标兵，于是这个在2005年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美元的偏远小国成为了众人追寻幸福真义的朝圣之地。在不丹之后，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表示要将国民幸福指数引入到政府施政纲领当中。
在20世纪末，鉴于各国对发展经济的重视，各种国际性、地区性的经贸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类关于经济观察、发展预测的活动如火如荼，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在学术研究界，兴起了以幸福观察、幸福指数研究的新热潮，像英国权威研究机构列格坦研究，国际性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著名学府哈佛大学、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ofWarwick）、卡迪夫大学（CardiffUniversity）等纷纷开设与幸福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程，出炉了各种幸福调查报告，推出了标准各异的幸福排行榜。北欧等经济发达国家入围不足为奇，不丹、墨西哥等国家也屡次“中奖”，由此又引发全世界关于“谁是最幸福国家”、“谁是最幸福城市”、“谁是最幸福的人”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乐于参与其中，这可比十几二十年前关于“谁是最富有国家”、“谁是最发达城市”以及“谁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的话题更经久不衰，也更能激发民众的激情。
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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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一词正在以不可辩驳的影响力成为当今时代全球最重要的“关键词”，当之无愧的社会新时尚。想幸福，要幸福，一定要有幸福的理念。追求幸福和向往幸福更成了全人类的共识。
二、世界迎来幸福“冲击波”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它与物质挂钩，因此我们的先民对于物质的企求，主要体现为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这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人类在农业社会奋斗了几千年，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发展重心都放在了增加物质资源上，围绕着这一重心，进行工具开发和创新，甚至挑起战争，吞并他国，增强本国实力，获得更大的生存资本。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群雄连年混战，战火连绵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到了最后，弱国、小国相继逃脱不了被吞并的命运，强者恒强，说到底不过是为了不被更强大者吃掉。
这种生存危机转变为对物质的饥渴式攫取，又延续到了接下来的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人们掌握了制造和使用先进机器的能力，获得了征服大自然的巨大力量，生存已经不再是人类社会最主要矛盾，然而大多数国家仍然沿着旧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条“走得太远，却忘记为什么出发”的道路，在追逐财富、权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没有人能永远停留在同一条河流里，时代潮流更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愿望而停滞不前。社会发展有其内在规律，而汇总和归纳人类所有活动的最终目的，无不表明这一规律的终极主题是“追寻幸福”——早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就用“人的任何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对此加以概述；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更是提出了一套需求理论，印证了“追寻幸福”的终极主题。
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们所获得的幸福来自每一种需求得到满足。生理需求属于最初级的需求，主要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诉求，它对应的正是人类的生存危机；自生理需求之后的几类需求，虽然也与物质生产有关联，由于涉及更复杂的情感需求、心理需求等方面内容，物质需求已不再继续唱主角，也就是说，人类要获得幸福，需向更高层次的需求进发。
然而，在太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无视已然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继续沿着原先为生存而战的模式向前惯性发展。旧的模式依然能给社会生产力带来活力，但它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在新的形势下愈发突出。短短几百年的工业经济所制造的工业污染，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其阴霾至今还笼罩在人们的头顶，未曾散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开发带来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哪里有幸福可言呢？
以“幸福”冠名的新潮流的到来，让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起点：重新思量最初出发的目的，反省自己过往所作所为给社会给自身带来的厄运。人们逐渐明了过去行为其实是本末倒置，幸福本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占有物质不过是通往幸福的一条通道，而很多人由于热衷于物质追求和享受，而将幸福的真正含义抛之脑后。物质享受没有止境，错将过程中的瞬间满足当做“幸福”，只会将人的欲望引向无底洞。
所以，是时候引导、敦促人们来一次“幸福再出发”，普及“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人们只有看清什么是自己所追求的，厘定未来道路的方向，清楚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能要的，才能够把握幸福人生的真义。
“幸福”一词曾是哲学家们主讲的课题，或者是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调查的题目，所以在国人的印象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幸福”就像是一位低调、内敛的淑女，安静地呆在某本学术著作、某篇报告的字里行间，即便出现在某些学术研讨会上，也是含羞带怯，不太抛头露面。
但是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全变了模样，从人们尚不注意的某个时刻开始，“幸福”二字频频出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学术殿堂跳到了平常百姓生活里，和老百姓的柴米油盐扯上了关系。无须向书本、大师求教，人们在日常生活就时时刻刻感受到了“幸福”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和涤荡。
比如，至今仍争议颇多的“最幸福国家”概念，就是一轮引人注目的冲击波。
我们还记得，人们要评论谁谁是军事强国，评定标准无非是该国的军事实力、战争潜力、核武力、常规军事力量、战时动员能力等；要评论谁谁是经济大国，评定标准无非是GDP、进出口贸易额、黄金外汇储备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这样的话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颇为流行。然而如果要评论谁谁是最幸福国家，却很难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评定标准。
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发布的一份“世界幸福地图”（WorldMapofHappiness）上，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美元、科技水平落后的小国不丹和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美元、地处严寒地带的北欧各国榜上有名，这份“世界幸福地图”似乎想告诉人们：幸福可以源自高收入、高福利带来的丰饶物质条件，也可以源自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优美、纯净的环境。
在畅销书作者丹比特纳的游记里，尽管新加坡城市管制十分严苛，却不妨碍其公民对国家的热爱和信赖，因为他们享受到了无可伦比的安全感。而墨西哥人并不比北欧人富裕，但是他们天性奔放热烈，而且拥有令人艳羡不已的“太阳津贴”——充足的日照，因而能享受到更多晴朗的日子，他们知足而快乐。
而在盖洛普公司的“最幸福国家”的排行榜上，由于调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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