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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政权为何均短命（四个朝代当中最长的也不过60年）？黄仁宇“大历史”的观点就给了我们一种比较有价值的思考，也即是他认为政治尤其经济制度主导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态势。根据这一原则，若总结南朝诸政权迅速败亡的历史教训，则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土地制度方面：南朝普遍实行的是大土地所有制，因此地方豪强的势力非常庞大，他们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的稳固；一旦他们野心膨胀或对朝廷有所不满，便往往兴兵谋反，或者联合其他较强势力，颠覆中央政权。比如南齐时发生的“唐寓之事件”，就是地主阶层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对于中央权威的一次挑战，最终政府被迫妥协。
第二、政治制度方面：南朝在政治制度方面是很不成熟的，权力过于集中，且皇帝的诸子、诸亲信大臣往往都掌握有相当强的军政实权，这就往往使得他们政治立场容易发生动摇乃至野心膨胀，最终扩大了他们与皇权之间或者彼此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以至酿成兵祸。这从萧衍父子的例子中就不难看出。
第三、社会历史环境的因素：南朝时期本来就多社会、政治动荡，因此很容易便会在动荡中形成较强大的军阀势力，他们严重威胁着中央政权，然而朝廷又不能不依仗他们维持既有的局面，最终受到朝廷猜忌（或本怀野心）、骑虎难下的他们往往就会取旧政权而代之。比如刘裕建立刘宋、陈霸先建立南陈都是这种形式。
第四、君主自身方面：南朝皇帝中，除开国皇帝外，基本多是些昏庸无能之辈，他们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也容易被手下所控制，最终以至丧失掉自己的政权。比如那位被萧衍废杀掉的齐帝萧宝卷。
第五、传统政治因素：南朝时代政权更迭频繁，这就膨胀了那些握有实权者的野心，而且朝廷也往往对他们很不信任，一旦不需要他们时，往往就会加以贬抑，从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这就萧衍及其父兄的例子中可以见出。
这些只是南朝的一些自身因素，北方强大的外敌威胁也是不能忽略的。总之，这个问题既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具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历史大背景的；它不可能只是一种单纯的历史现象，而应该具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和必由性。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南梁的败亡或者说萧衍的败亡并不应该全由他一人负责，虽然这不是必然的，但亦非偶然的，时代的悲剧特色从根本上加剧了萧衍的人生悲剧。
如此，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他的生平志愿的追求——既生逢其时又生不逢时。
2、惟学为能变化气质
从梁武帝萧衍的一生看来，他前后期的表现自是颇为不同。在他登上帝位以前，虽然仍可谓是一个富有文武才艺的难得之士，却又难免有些雄猜阴狠、善弄权诈的政客作风，而且他也是一个热衷权势、贪恋女色的人物。然而，自他登上帝位不久，似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君子”和虔诚的佛教徒。这似乎有些让人不解，难得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他的善于“伪装”吗？
清代学者王鸣盛对此曾指出：“梁武帝本齐明帝之谋主，代为定计，助成篡弑。后竟弑其子东昏侯宝卷，伪立其弟宝融，而又弑之篡之，并尽杀明帝之子宝源、宝修、宝嵩、宝贞，又纳东昏侯之妃吴氏、余氏以为妃，乃舍身奉佛，以麦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又说：“愚谓帝之信果报，正为于心有所不能释然者，故欲奉佛以禳之”（《十七史商榷》）。也就是他认为萧衍有一种赎罪的心理。
而且他也颇让人诟病的是，在台城被困的最后时日，他为了求生，遂不得不自破戒律，食用了鸡子（鸡蛋）。而他死得更可笑，就在他弥留之际，他已不能进食，“疾久口苦”，这时他便向侯景索要蜂蜜，可是被拒绝，一直忿愤而终。这的确让人有些百口莫辩，只是我们却不得不说佛家的素食传统本就是萧衍开创的，他能够以身作则、始终如一当然再好不过，可是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偶一破例，似乎也是他本人的一点“自由”。不过在那种家国破碎的非常情势下，他或许并没有拿出足够的气节来，尽管他也为自己破戒而内心痛苦，可是这终究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
愈至他的晚年，他愈加昏悖有加、怠于政事，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这一点也很像乾隆。可是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对他的（清谈误国）批评、攻击就有些不尽情理了，也把萧衍在政治上的失误与文化上的贡献混为一谈：“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
孔子云：“仁者寿，智者乐”。其实，不管萧衍称不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智者，但起码仁者的贤名还是非他莫属的，他曾经那样地信奉道德感化的力量。尤其，正像南宋大儒朱熹所指出的那样：“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也许正是长期的倾心向学与帝王的责任感，才促使萧衍在登基以后思想与行为上产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
3、巨大的历史影响
萧衍对于中国文化、文明的巨大贡献可以说乃是有目共睹的，就连当时其敌国的东魏丞相高欢也曾感叹道：“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种斯文的向心力自然与萧衍的努力分不开。
说到最为直接的影响则莫过于文学方面，萧衍父子无疑带动、熏染了后世最高统治阶层的风雅爱好，像他们之后的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人都非常崇文，而唐朝文学的繁荣又离不开唐太宗的巨大影响力，“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
说到政治制度方面，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广博繁复的隋唐制度不外乎有三个来源：一是北魏和北齐，二是南朝的梁陈，三是西魏和北周。而实质上，梁朝乃是继承创作而陈朝只是因袭不变而已。因此说，若没有萧衍的政治开创之功，也就难有后世隋唐制度的完善。
再具体到学术思想方面，萧衍“三教同源”观念的提出，亦可谓影响深远——它对于佛教地位及其与儒、道二者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从而便为佛教在中国赢得了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崇高地位。萧衍也是继释家慧远之后真正使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者，可是偏偏有后世佛家弟子不认同作为政治失败者的萧衍，编造出一段他和达摩祖师话不投机、不欢而散的故事来揶揄他，嘲笑他其实并不懂佛学，他们实在是有些数典忘祖的嫌疑。
不仅仅在佛学方面，其实萧衍对于儒学也是青睐有加，比如他就曾发掘了影响后世儒学极深、作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唐玄宗曾注解《孝经》），也注疏了大量儒学典籍，并损益礼制，还特别重视儒学中的心性义理之学——这对于后世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与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都可谓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几乎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
不管是崇佛还是崇儒、道，萧衍的政治理想都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他要开创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一片人间乐土、大同世界——“修齐治平，这是孔孟所倡扬的理想的为国之道，也是后世士人所乐以推崇的理想境界。慈悲喜舍，济世度人，是大乘佛教中菩萨所有的宏愿。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梁武帝可以说是对此一理想境界和悲愿的真正实践者。从梁武帝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烙印，也可以看到大乘菩萨精神的痕迹。”（《圆融二谛》）
然而，当萧衍在经受了人生的剧烈转折变化和理想的惨酷幻灭之后，面对世人和后世所可能产生的诘难、怀疑，他于是不得不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话来道出自己的无奈与心境的复杂难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建康实录》），了解我心情的人，认为我心中惆怅；而不了解我心情的人，还以为我呆在这儿有什么要求呢！也就是说，他认为当世其实并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他，知音无觅恰是他一生孤独求索、愤恨而终的最佳写照：虽然自己的确是失败了，可是试问我又为什么会失败，难道你们都认为这真的是我应得的下场吗……
尽管历史的沉重往往会令我们艰于呼吸，可当我们把美好的志愿寄托于那些历史上的奋争者、追求者时，也许我们自己的内心也就得到了一份难得的安慰。
主要参考资料：
1、赵以武《梁武帝及其时代》
2、《萧统评传》
3、《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
4、《圆融二谛——梁武帝思想研究》
5、《中国历代文学家评传》
6、《南北朝文学史》
引言
引言
他是中国历史上顶有个性色彩的几位皇帝之一，也是知名度顶高的皇帝之一，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聚合体，且他又偏偏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这让他的意志极尽张扬、人生大放异彩的同时，收获更多的却是天下汹汹、民怨沸腾的苦涩和失败。
他生活精致、注重品位，却又过分讲究排场、虚荣奢华；他性情风雅却又过分矫饰，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更伴之以一种狭隘和恶毒；他充满热情、兴趣广泛，尤其热心工艺技术，但待人、驭下却颇为苛刻；他既专情又*，既气吞寰宇却又缺乏宽广的政治胸怀，手下重用的也多是一帮佞臣。他又是一个文武全才，积极开拓，过于秦、汉远矣；他抱负非凡，一心勤政，但权力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