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李哥- 第1部分

杀李哥　1（1）
照我妈的说法，我之所以成为家庭的灾星，全都因为我爸。她不止一次说到我七岁生日那天，我爸教我写日记的事，认为那是我爸带我走上歪路的第一步。
　　我七岁生日那天，我爸隆重地拿出了他的礼物——一本巨大的黑色封面封底的硬壳日记簿。将日记簿交到我手上之前，他先用毛笔在扉页上写了“作日记如磨镜日日自审”一排大字，随后用了整整一个下午，试图让我明白这句话里面的道理。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我爸的悉心诱导下，我每晚上床睡觉前花去一小时或者更多时间，回忆着一天的经历，进行着有益健康的思考，再将思考结果记录下来。出于对日记簿的敬畏，我先在旧作业本背面打草稿，反复修改，等写出满意的句子后再恭恭敬敬地誊抄在日记簿上。我爸每隔几天就要看一次我的日记，边看边用蘸水笔蘸上红墨水，在字里行间画线、打圈并注上评语。后来我的班主任也学会了我爸这一套，并要我在班会上念日记给其他孩子听。班主任宣称，学生写了日记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有两个好处，一是训练学生的写作和表达能力，二是公开其思想在全班同学的监督之下，他便每天都小心谨慎地生活了。
　　对我来说，写日记这事，一开始的动机就不是为了记录什么隐私，而是为了实践我爸说过的许多道理，同时也向公众表白我是个好孩子。那些年我从未想过要像现在的孩子那样把日记本锁起来、藏起来，再作为一个有心事的孩子而郁郁寡欢——我每写好一则日记，就急不可待地拿给我爸审阅或拿到班上朗读。为了让自己的日记超过别的孩子，我特意寻找各种做好事的机会。记得有一阵我每天晚饭后都要飞快地跑去村里的“五保户”韩奶奶家，帮她把三只母鸡关到笼子里，生怕别的孩子抢了先，所以那一阵我的日记的开头一句总是“今天我又帮‘五保户’韩奶奶关鸡了……”。我费尽心思地写，写好了准备朗读。走上讲台之前，我面带沉思表情，酝酿合适的腔调。我写得好，读得有感情，别人是没法比的。得益于日记之功，我在小学期间大受尊重，什么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少先队大队长等职务，非我莫属。作为一个小学生干部，我也经常被获准代表老师在同学们的日记里打√打×，或者标注重点符号。那时候我真是纯洁、积极，表里如一犹如少先队员手里亮闪闪的小鼓椎。
　　在我爸诱导下，我渐渐有了些文学的爱好与见解，上中学后就偏科得厉害，数学非常差。十四岁那年，我参加初级中学升级考试，在数学考场上睡着了。监考的姚老师和我爸关系很好，他用指头敲醒我，悄声对我说：“别慌，等我想想办法。”听他这么一说，我大吃一惊。我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他背着手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他在想办法。我不觉得他有什么办法。一种突如其来的沮丧感袭击了我。我没缘由地感到生气。我站起来交了卷，在一片讶然中跑出教室。
　　教室外阳光明亮，清水一样汪积着。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有些恍惚。我遇到一条小黑狗，它像人一样瞅着我。我和小黑狗对瞅了一会儿，追着它跑了起来。小黑狗带着我跑出学校，我们跑到公路上，遇到背着背篼疾步走着的小五斤。
　　小五斤说：“快点，麻栗坡有片地瓜熟了。”
　　根据小五斤的描述，地瓜熟了好大一片，估计能装满一背篼。我如遇大赦一般跟着小五斤跑起来。跑到麻栗坡，发现地瓜藤已被人翻过，乱七八糟的藤蔓上只有一些生地瓜，一个熟地瓜都没给我们留。我们坐在坡上破口大骂，很痛快，我们骂了好一阵。随后，我宣布我要离家出走。听起来很有劲，我宣布一个人在十四岁以前至少应该离家出走一次。小五斤比我大好几岁，居然为我的沸腾热血所折服，同意和我一道离家出走。我们跳下土坡，回到公路上，顺着正在修建的公路往前跑。因为离家出走是一个特别有劲的念头，我们跑得像真正的亡命之徒。跑了三四里，小五斤说他累了，嘀咕着要回家。我也丧气了，于是我们就在路上磨蹭着，一直磨蹭到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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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1（2）
关于我在考场上睡着的事，我已解释多次。一是因为我只会做两三道题，二是因为天气太热，犯困。我妈不能接受我的解释，拼命追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她声音刺耳，情绪激烈，好像天塌下来了一样。我火冒三丈，把凳子踢了几脚。
　　我爸看起来比较理智，因此我对他说：“做不起就做不起，难道还要我弄虚作假！我也不想在考场里熬着装可怜。”我爸点点头。在很多时候，我爸看起来比较容易交流，因为他经常提倡“我们不要争吵要心平气和地说话”，所以我又说：“这没什么嘛！明年我恶补一下数学就过关了。”我爸犹犹豫豫，正要说话，但我妈又爆发了，骂起我爸来。“都是你，教育的好儿子！”我妈说。
　　她认为我偏科，归根到底是因为我爸教我写日记。而我爸之所以费尽心思地教我写日记，是因为他不记教训，还抱着过去的诗人梦不放。原来我爸，赖彦明，年轻时候是个诗人，写过红旗呼啦啦飘那样的句子。因为文学才能，青年时很出风头。大专毕业当了教师后，也因文学才能而负责学校的宣传事务，在学校院墙上用排笔刷标语。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他刷在院墙上的一排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被反对派定性为恶意攻击毛主席，因此被判入狱四年。出狱后性情大变，闭口不提自己曾经写诗的事，但我妈认为他从未彻底反省。
　　我妈絮絮叨叨，毫不客气地讥讽我爸的伤心往事，而我早已不再是引发事端的祸根，倒成了她申诉的对象、旁听者。我发誓我没有故意稍加一丁点儿鼓励和刺激，但我的确面带一种渴望聆听的表情。那是真的，我像所有自以为比较聪明的少年一样渴望了解我爸。
　　“你认为你平反了，所以你就是对的？所以还要教阿利像你那样做人？告诉你，你错了。你那一套任何时候都要倒霉。你们这些文人，从来不了解现实生活，却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谁都不放在眼里。毛主席说得不错，该把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全部枪毙掉。他们在劳改农场怎么不把你枪毙了，我后悔叫我大哥把你从劳改农场捞出来教坏我儿子。我们马家人的好心都给狗吃了。你出狱的时候当着我大哥是怎么说的，全忘了！要夹起尾巴做人？我看你的尾巴翘得比谁都高，连尾巴上的屎都看得见！我从来没指望过你踏实一点，但决不让你带坏我儿子。”
　　我爸恼怒地说：“我怎么把阿利带坏了！”
　　“没带坏啊！你教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年阿利才七岁，你说，七岁的孩子要什么道德！结果呢，全都是弄虚作假，成天爱慕虚荣。”我妈讥讽道，“就你知道好坏，就你是个正人君子。可惜一辈子倒霉，没人给你献花。”
　　“你记性给狗吃了吗？”我妈质问我爸。我突然想起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三岁那年，曾被我妈背着走了六十公里山路去看我爸。那是雨季，我妈戴着宽大的篾帽，而我则被一张油布严丝合缝地包起来。雨点击打着油布，既有乒乓声，也有哗哗响，我经常这样想像风雨交加的山野。
　　我爸服役的劳改农场，位于一个地点不明的荒凉峡谷。劳教所上面有一个很大的采石场，炮声隆隆，烟尘滚滚。我爸在那里与其他犯人一起开采大理石，其中有种深红色的大理石，被称为中国红，是渡口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拳头出口产品。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我爸戒了烟，身体变得强健起来。偶尔回忆到此事，他会慎重地说到“灵魂”。灵魂，其实是个又热又痒的脓疮，自己没有勇气触碰，要由其他人冷不防给予猛力一击。而那四年的劳动改造，正是这么突然而猛力的一击。一瞬间魂飞魄散，随即是爽极了的轻松感觉。解决了灵魂问题，身体自然强健了。他的话听起来不无道理。
　　我爸从劳教所出来，变成了一个对任何事都没啥兴趣的人，虽说保住了教师的职业，却再难有什么发展。打倒“四人帮”之后有几天，他表现出少见的兴奋，因为他收到一份有关部门的通知，上面说“三二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帮”当道造成的系列冤案之一，特发此通告为赖彦明同志恢复名誉，并补发四年的工资。一连几天，我爸把这份通知带在身上，寻找机会给人看到，包括村子里又聋又哑的“五保户”韩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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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1（3）
“三二反革命事件”，真想不到啊。他们很有命名的才华！他对那些阅读了通知书的人说。他在学校没什么朋友，只有一个姚老师偶尔和他喝酒发牢骚。他和姚老师相互提醒：我们都有一个神秘叵测的上级机关，一定要小心。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一个“三二反革命事情”什么的写在你的履历上，那样你这一辈子就毁了。是啊，那些首长和秘书们，成天无事就揣摸着你的档案，为你这个人遣词造句呢。他俩说的是这些吧？
　　平反的兴奋没有几天就过去了，他依旧恢复到不死不活的状态。仔细回忆我爸的那些年，的确只有在教我写日记这件事上颇为用心。在我妈看来，我爸正是通过教我写日记，把他的所有荒唐脾气、所有倒霉传给了我。她预料到这一点，就时刻提醒自己要与我爸的荒唐教育作殊死搏斗，以挽救儿子。我记得她最经常灌输给我的观点是：要踏实做人，少出风头。你看看你爸悔改了没有？她举了两例子来证明我爸死不悔改。一是我爸曾经组织学校的老师去山上野炊，野炊也就算了，还要打着享受大自然的名义在山上露宿。结果呢，一个老师怀疑自己的妻子与另外一个老师在那夜偷情，乌烟瘴气吵了几个月。第二件事是我爸的一个年轻同事要给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