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问到她的婚姻时，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引发了多少仇恨和敬仰，使多少男人感到害怕的女人回答道，“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很难。有些人会说，他们有一个不错的或者是完美的婚姻。而我拥有一个绝妙的婚姻，并且有一个我所期望的最好的丈夫。”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
佩特拉·纳格尔
1999年7月，两名德国医生被召到莫斯科。其中一位是托马斯·毕西纳教授，明斯特大学医院主任医师。“外交部打电话通知我，说一位女性患了重病急需会诊。直到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女患者是戈尔巴乔夫夫人。”毕西纳和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飞机着陆后立即赶往医院。在那里，他们与俄罗斯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会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在其中。毕西纳立即明白，事态非常严重。尽管最终的诊断结果还没出来，但一切迹象表明，赖莎患的是血癌。毕西纳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场坦率的谈话。“他的反应非常镇定，非常勇敢。但人们能觉察到，这件事成为他动荡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建议赖莎到明斯特进行治疗。他只沉吟了数分钟便答应了。他说：‘我们这就去明斯特给赖莎治病，其他任何事情都以后再说。我们只会一起离始衰退，对化疗也怀疑起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女儿伊琳娜不离左右。他们自己看护病人，白天黑夜不合眼，“我必须支持她，有时还得劝导她。她会问：‘呐，戈尔巴乔夫，你觉得艰难吗？’我就说：‘是的，我觉得艰难。’”
最初的一段日子，赖莎在德国治病的消息并不被公众所知。但这个秘密没有保持多久，慰问的浪潮就向他们袭来。夫妻俩每天都会收到成堆的邮件，其中也有来自俄罗斯的。赖莎·戈尔巴乔娃终于在生命垂危之时获得了俄罗斯民众从未对她表示过的关切。“赖莎用自己的死为自己赎身，”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朋友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她以这种方式偿付了生命之轻，就像童话里一样。俄罗斯人的情感需要这样的童话。”
1950年，19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从地处高加索的偏僻省份斯塔夫罗波尔来到莫斯科，在这所著名的国立大学学习法律。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除了自己的家乡，他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莫斯科的同学们上下打量着他——对于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他们经常拿他土气的穿着开玩笑，那是一套肥大的西装，他年复一年地穿着它，直到再也穿不下为止。这是戈尔巴乔夫与这些莫斯科精英们的第一次交道。这些人要么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要么是党员干部的孩子，他们与父母住在漂亮的公寓里，与他完全两样，他在学生公寓里与十五个同学挤一个宿舍。“他很拘谨，总是站在后排”，他大学时期的朋友鲁道夫·科沙诺夫回忆说，“他很封闭。”于是戈尔巴乔夫将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学习。直到现在，科沙诺夫一想起他朋友“米沙”当时的话仍会觉得好笑，“同志，不要对我说谈恋爱，不要对我说那些爱情游戏，最重要的事情是学习——学习、学习、再学习，就像列宁同志说的那样。”
一次系里组织舞会，戈尔巴乔夫的几个同学决定，一定要将他的单身生活结束，哪怕几个小时也好。他们说服了这个“米沙”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舞会。赖莎·季塔莲科和他的几个朋友跳了几支曲子后，大家将赖莎交给了他。据科沙诺夫说，当这个晚上戈尔巴乔夫回到自己宿舍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得了相思病的男人。当时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尽管赖莎也没什么背景——她的父亲只是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普通员工——但人们丝毫看不出赖莎的这种出身。他们后来的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在当时他看来就是一个农村小伙子，但她则完全是城里女孩的样子。她的外表和举止都有着城里女孩的魅力，戈尔巴乔夫正是被这一点所吸引。”
赖莎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模范生，不仅聪明、有上进心，而且见多识广，人也漂亮，身材苗条，还有一双大大的深色眼睛。在男生中，赖莎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但如果谁敢接近她，就一定会碰钉子。她看上去是高不可攀的——很久以后戈尔巴乔夫才知道，这只是她筑起的一道墙，她用这堵墙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挡住伤害。赖莎不久之前曾受到过一个男人的伤害。这个出身于俄罗斯精英阶层的男人抛弃了赖莎，因为赖莎与他的家庭不门当户对。赖莎还没有从这段感情中解脱出来，因此她与所有的男人保持距离。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退缩。他不知疲倦地出现在赖莎出现的各种场合。他们一起散步、讨论，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并没有向前迈进一步。
然而，据戈尔巴乔夫事后猜测，也许正是这种可靠感最终打动了赖莎，她开始信任他。事后，当人们问起这段爱情的秘密时，戈尔巴乔夫总会说，无条件的信任就是基石。他形容说：“大学之后我们生命中所有剩余的时光都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之间当然有那种将恋爱中的男女维系在一起的感情，但我们也是好朋友。对我们来说，相互的关切和两人的团结是第一位的。我们共同分享快乐、分担痛苦，不允许任何人介入我们之间的事。这就是我们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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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
婚礼是在学生宿舍的食堂里举行的，参加的人包括两人的朋友和同学。戈尔巴乔夫这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首都人，而且不仅仅是外表，他不仅在学业上是佼佼者，而且注意全方面地提高自己。在认识赖莎之前，戈尔巴乔夫与一名叫娜塔莎·米哈伊洛娃的女子保持着友谊。这是一名莫斯科贵族，乌发碧眼，个性十足。戈尔巴乔夫曾经请她带自己去博物馆参观，她也很乐意引导戈尔巴乔夫进入艺术世界的殿堂。米哈伊洛娃开始的情感故事，被赖莎继续完成。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来不认为，被在某些方面超过自己的女人指引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他充满好奇心，不懈地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他这一时期的朋友形容他安静、自制而谨慎。他是典型的党棍吗？戈尔巴乔夫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在大学期间，他一直当到了系里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他骄傲地戴着他的劳动勋章，督促同宿舍的同学保持整洁。他尊重斯大林，为斯大林的去世而哀悼。他经常与最要好的朋友在宿舍楼顶的平台上讨论问题。在无数次这样的讨论中，戈尔巴乔夫还常会对正统的党的路线产生怀疑。但他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这么做。蒂米特里·格罗瓦诺夫是戈尔巴乔夫大学时期的一位朋友，至今他还记得一个经典的场景：在一次讨论课上，他公开批评把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的做法。戈尔巴乔夫立刻质问他：“你怎么能在公开场合讲这种话？！”格罗瓦诺夫在几年之后中断了学业。他明白，作为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他要么就忠实于党，献身于这种制度，要么只能去从事别的行业。
几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学业。但他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希望破灭了。当他想在莫斯科的检察院找份工作的时候，人们却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在斯塔夫罗波尔担任党的干部的机会。难道从首都再回到那个深山的外省去？这对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赖莎来说也是个晴天霹雳。想在莫斯科留校或从事党内工作也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别的选择。戈尔巴乔夫给了他妻子选择的自由，她可以继续留在首都。但她选择了戈尔巴乔夫。于是两人一起回到了戈尔巴乔夫出来的地方——偏远的外省。“当我们回到那里的时候，感觉时间倒退了好几十年，”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对我来说，这些可能还不是那么的陌生。但对她来说——然而她显然适应得很好！那些货车，那些旧房子。什么事情我们都一起干。”他们的第一处住所只有11平方米，还四处漏风。直到女儿伊琳娜出生的时候，他们才分配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然而，在这里，在这个远离莫斯科阴谋的地方，戈尔巴乔夫夫妇度过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他们能够做那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共度时光，积累经验，交流思想。女儿伊琳娜坚信，公开化和改革的想法完全是从她父母两人的关系中形成的，而并不是他们生生创造出来的一种理论。这是他们共同信念的一种结果，是他们这种共同生活方式的结果，这种关系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戈尔巴乔夫夫妇喜欢坦率的言辞，他们享受他俩共同的爱好：文学和艺术——而且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禁忌。两人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且在整个家庭里也奉行着民主的游戏规则。“改革理论的产生首先并不具有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动机，它是出于一种道德立场而形成的，”伊琳娜认为，戈尔巴乔夫夫妇仍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极权主义的体制、他们生活的这个警察国家却使美丽、聪明，却遥不可及。他们反感。而且越是与这个严酷的体制对质，就越有改变的需求。
赖莎在斯塔夫罗波尔一个地方上的中学当了哲学老师，她莫斯科的文凭在这个小地方还是非常值钱的。但是当她得知，她上课的内容会被定期检查是否忠于党的路线的时候，她质问负责的人，如果想知道她上课的内容的话，就请当面来问她好了。为了准备一篇论文，赖莎开始着手研究集体农庄里农民们的状况。她穿着胶鞋为这篇《农村调研》跑遍了各个乡村。她看到，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贫困当中，也看到，即使最勤劳的农民也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许多酗酒的懒汉也像城里拿固定工资的工人一样被养活，农业收成的好坏与他们无关。赖莎认识到，大锅饭使所有人的劳动道德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