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因家里吵了起来。《明镜》周刊想知道，施特劳斯到底是否真的想要核武器。他们自己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这样的武器应该仅仅限制在超级大国。施特劳斯马上就骂开了，他把苏联领导人比作“不能让他们乱窜的伤风败俗者”。这话也许在巴伐利亚小酒馆的酒桌上还可以允许，但它却出自堂堂一位负责国家安全的顶尖政治家之口，确实很过分。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2）
老自由党人莱因霍尔德·麦耶尔这样评价过施特劳斯：“说到的人也会做到。”奥格施泰因现在也认识到，施特劳斯不仅在性格上不可信赖，完全难以捉摸，而且他还无限迷恋权力。当汉堡的黎明来临的时候，记者鲁道夫·奥格施泰因已经找到了他生命的主题，这就是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奥格施泰因和他的《明镜》周刊尽了一切努力，阻止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任何时候成为联邦总理。半个共和国都跟着奥格施泰因和这份周刊，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用这种方式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很多年里成为政界邪恶的化身。相反，施特劳斯随着拥护者的增多，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将汉堡的那家杂志称作是“当代的盖世太保”。奥格施泰因和施特劳斯，这两个人对于对方来说，就像上天赐予的礼物，是天生的冤家。
1957年复活节，勤奋工作的部长放了几天假，与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去罗马订婚。在此期间，物理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以十七位科学家的名义起草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哥庭根宣言》——一篇专家的呐喊。德国核专业人士对阿登纳和施特劳斯提出了严肃、紧急的抗议，反对他们妄图使用核武器武装刚刚成立的国防军，他们明确要求德国放弃这种武器。签名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托·哈恩、马克斯·冯·劳厄、马克斯·勃恩以及维尔纳·海森贝格。宣言于1957年的耶稣受难日被递交给通讯社，它多少破坏了一些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的浪漫气氛，一个真正脱离政治的假期没有了。“那个一想到广岛就禁不住掉眼泪的老白痴。”施特劳斯私下里骂奥托·哈恩。这是他许多出格的话之一——像他很多其他出格的话一样。后来他还因为这句话被告上法庭。他公开的解释是，这些签名的科学家干预该问题“缺乏足够的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军事知识”。然而大街上已经有人开始抗议，有人示威，也有人进行火炬游行，横幅上写着“制止施特劳斯！”。关于施特劳斯的两极分化已经开始，对一些人来说他成为魔鬼，对于另一些人他则是圣人。
狂欢节舞会后不到三个月，1957年6月4日，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迎娶了他的玛丽安娜。洛特的老人们直到今天还能回忆起这个梦幻般的婚礼，康拉德·阿登纳亲自来参加，和他同来的还有几乎半个政府的人。玛丽安娜·施特劳斯（娘家姓：茨维克纳格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婚礼的那天，1957年6月4日，于因河边洛特的“邮局”饭店。当时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是证婚人之一。首先有点失望的是，人们当时没能真正认识这个弗朗茨·约瑟夫。因为婚礼的前夜，也就是德国民间的闹婚之夜，当半个村子的人聚集在茨维克纳格尔家的“邮局”饭店喝她家啤酒厂的免费啤酒的时候，有人把新郎叫走了。那天下午有15个年轻的士兵在伊勒淹死了——他们为了锻炼勇气，想横渡肆虐的洪水。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作为主管部长马上启程前往。人们回忆说，他第二天早晨才回来，正好及时赶上婚礼，看上去疲惫不堪并很沮丧。也有人说，玛丽安娜那天晚上同样没有睡。她在房间里哭泣，和一位朋友在一起。这表明，政治随时会把她的权利夺走，作为妻子她终生都要去服从。在第二天拍摄的婚礼录像中，新娘和新郎在教堂里走过大主教身边以及穿越整个村子时，看上去骄傲而幸福，却显得筋疲力尽。
“我的婚结得不错”，不久，施特劳斯给他的一个政治同道写信说：“不是特别好，但是还不错。”茨维克纳格尔家非常富有。这种富有给施特劳斯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它的风格，一种被巴洛克式的华美所包围着的生活：住的是修道院附近的一所庭院，从这个原来修道院院长住的庭院里，可以直达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修道院廊台上的唱诗班，还有自古以来就继承下来的村里人对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尊敬，一个家族从多少代以来自然而然地在教育、金钱和权利上所享有的完全无可争辩的自我保障。对于施特劳斯部长来说，和玛丽安娜·茨维克纳格尔结婚意味着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一直想摆脱他的出身和他成长的环境。因此在拉丁语课上就像比赛骑自行车一样，他从小就总得第一。他必须是最好的，这是他改变命运的工具——他属于这种类型的成功者。他渴望得到认可，渴望被赞赏。在他的童年，慕尼黑的舍林大街是工人和手工业者等小人物们的地盘。父亲在1904年开了一家肉铺独自谋生，母亲曾是女佣人。
1907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玛莉亚降生，然后1915年是儿子弗朗茨·约瑟夫。“在所有的年月里，我的父母没有休过一天假。”他后来说。肉铺开在临街的一边，自家住在后院。厨房狭小，厕所在楼梯的拐角，父母和儿子共处一室，一个小房间留给了玛莉亚。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生活着艺术家和一些后来的“大人物”。斜对面，在舍林沙龙里，年轻的贝尔特·布莱希特在这里打过台球，托马斯·曼经常出入“老士瓦本”咖啡馆。再往前，在奥斯卡·玛利亚·格拉夫经常光顾的“奥斯特里亚”小饭店里，人们很舒服地坐着品尝便宜的意大利菜。父亲施特劳斯对所有这些人的评价都不高。而他觉得那些进出正对面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工作室的人更差劲：那些最早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希姆莱经常到施特劳斯这里买一些小香肠和新鲜的煎肉饼。希特勒当然不会来，因为他吃素。有时，这些人会派他们年轻的女实验员爱娃·布劳恩过来。父亲施特劳斯对政治目光敏锐：如果可能，这些人不仅将埋葬天主教信仰，而且还要策动一场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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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3）
某一天，肉铺老板的儿子弗朗茨·约瑟夫作为辅助牧师做弥撒的人，开始一同嘟囔拉丁语的经文，这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其中一个牧师认为，弗朗茨·约瑟夫可以进马克西米利安高中。这是一所著名的精英学校，他后来成了最优生并且保持到高中毕业。
1935年4月，他作为全巴伐利亚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完成了毕业考试，得到了一张通向中产阶级世界的免费车票。他羞于把他的同学带回家，那些人都是高贵人家的子弟。他从来没有过可以信赖的朋友，只有伙伴、同学、体育运动的同伴。从13岁起，他就骑着一辆梅塞德斯牌的赛车到处跑。大钟山的道路非常陡，他也从不下车，直到浑身酸疼。1934年，他获得南德自行车公路赛冠军。他参加的俱乐部是RC…阿莫尔，在那儿，有些老同仁还能记起他，“那个弗朗茨·约瑟夫，他是个冲刺者。”汉斯·克里斯托弗充满敬佩地说。自行车骑手施特劳斯还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而且考出了自191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达到的的高分。毫无疑问，他的博士论文也应该是辉煌的，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却在1943年遭到轰炸的一个夜晚同他家的房子一道化为灰烬了。
战争中他在俄罗斯。因为脚部冻伤，战争快结束时，他被调到巴伐利亚舍恩地区的一个今天以他名字命名的军营。施特劳斯上尉此外还负责身份证件。1945年初，在和他的上司商定后，他在美国人打来的前几天就给几百名惊恐的年轻士兵发放了遣散证，直接把他们送回了家，以避免无谓的“决战”。这事是有凭有据的，被证明的事还有，他曾救过一个年轻人马丁·维斯特迈尔的性命：一个党卫军指挥官要把他作为逃兵清洗掉，而施特劳斯在最后一刻鼓起勇气成功地进行了干涉。一个德裔美军间谍埃尔内斯特·F·豪瑟为他写了一封也许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推荐信，称“他英语说得非常好”。它成了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入政治生活的入场券（他后来用一封令人难以置信的推荐信对豪瑟进行了回报）。官官相护，这是他的一条基本经验，所有的关键在于，认识有着合适的“朋友”的合适的人。人们是从副区长的职位开始认识他的，并且他也是舍恩地区基督教社会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成为正区长，还是巴伐利亚文化部的参议。作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1949年进入了第一届德国联邦议院。有时候，赶上某个星期五，他会从波恩回一趟慕尼黑。火车上，他非常骄傲地付他的车票钱，这笔钱当时是在2000马克的议员津贴之外用现金报销的。弥补、赶上、向前——这是年轻的战后一代的思维方式，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生命的时间。在舍恩地区和波恩的奔波之间，施特劳斯告别了他到那时为止的生活目标——他不再想成为平静的学者，埋头于旧纸堆和文献，而是想达到特别的高度，直至政治权力的中心。他想变得有权势、不可动摇和富有。“政治就像传染病，我们无法就此脱身。”他的同僚弗里德里希·齐默曼回顾道。没有一个政治家像施特劳斯这样，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一直被彻彻底底地审查。从那时起，年轻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就开始面对整整一个编辑部的团队——《明镜》周刊的人已经等在那儿了。首先出现的只是说明这位部长性格的故事——绝对毫不留情。已经完全是知名人物的施特劳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