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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好几个星期，人们都去向他在联邦总理府前十字路口的岗位上献花。比这件事情绝对要糟糕得多的是，《明镜》周刊在几年之内调查并公布的有关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金钱和腐败的丑闻。人们仔细地对他进行了调查，却找不到哪怕一点儿证据说明施特劳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施特劳斯有非常独特的、所谓西西里式的友谊观：家庭和朋友可以超越法律。这是从施特劳斯的朋友、律师彼得·德克开始的。他和意大利的炮弹生产商西梅尔是朋友，因此西梅尔就得以向德国国防军卖出2200万马克的榴弹炮，使德克能够从中获得８万马克的回扣。这件事成了当时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做出很多决定的模式。在建设和装备国防军方面，他有难以想象的大量的金钱可供支配，而且必须很快花出去。不仅不是朋友，而且据施特劳斯自己称，他当时完全不认识已经潦倒的前企业家阿洛伊斯·布兰登施泰恩博士。
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4）
然而，我的天，他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玛丽安娜父亲的老朋友，玛丽安娜的“阿洛伊斯叔叔”。于是有人——施特劳斯坚决否认是自己——促成了布兰登施泰恩和国防部负责采购的贝克尔上校见了一次面。这次会面后，“阿洛伊斯叔叔”便作为军火游说人回家了：专门负责比利时、葡萄牙和德国的军火公司。这个潦倒的布兰登施泰恩重新变得富有了，他也提到过自己应该感谢谁：是“小玛丽安娜”。就像前面提到的，施特劳斯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德裔美国人埃尔内斯特·F·豪瑟1945年春天发现了他并把他拉进政治。
很多年以后，1961年夏天，当美国生产的最早的66架“星式战斗机”向德国国防军供货时，朋友豪瑟生意上正好有些不景气。作为新的大客户，施特劳斯在洛克西德公司已经有了点影响。他给洛克西德公司的两位老总写信，使得豪瑟成为了洛克西德公司在德国的官方代表——而且施特劳斯立刻就让老埃尔内斯特·豪瑟赚了一大笔钱：他把向洛克西德公司的订货提高到900架。由此豪瑟赚到了％的回扣，共计400万马克。位于哈尔特高地上的国防部里，一时各色可疑人物进进出出。就连施特劳斯的老同道齐默尔曼也说：“我从来不让某些他最亲密的朋友进我家，或只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会。”例如其中有慕尼黑的建筑师罗塔尔·施罗斯。他听说驻德美军想为他们的部队实施一项巨大的建设计划——价值3亿马克的5500套住房。要是能揽到这个活，该是多美的一笔生意啊！但怎样才能揽到这活呢？施罗斯和几个人成立了一个“金融建设股份公司”（FIBAG），并且给来自帕绍的投资者约翰·巴普蒂斯特·卡普芬格留出了25％的原始资金，共计50万马克作为干股。如果卡普芬格能够办成此事，这就是一份精美的礼物……结果，卡普芬格把事办成了，是从施特劳斯那儿——他以国防部长的名义给普芬格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德国的国防部长请美国的国防部长托马斯·S·盖茨为FIBAG公司说话。 对于这样的事情，如果彻底地找一找，人们当时是否也能在每个其他的政治家那儿找到类似的问题呢？施特劳斯在整个那个时代具有典型性吗？不管怎样，施特劳斯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和伤害，那时产生了一种情结，使他毫不畏惧地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并把自己受的“迫害”和德国犹太人的命运相提并论。玛丽安娜忍受着这些“诽谤”。她的丈夫，“整个国家受到‘诽谤’最多的政治家”，不断地处在“弹道”之上。暂时不要去看电影，也不能进餐馆。她做过形象的解释：“就像处在噪声之中。人们即使以后听不见它，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会因此而病倒。”他们的整个家庭几年、甚至几十年之久生活在这种“噪声”中，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病症呢？1962年秋天，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进行了回击。
10月26日，警察占领了《明镜》周刊的办公室，没收了成吨的材料，查封了编辑部，借口是据说《明镜》周刊9月份的一篇文章《有条件的战备》泄漏了军事机密。奥格施泰恩被待审拘留100天。应施特劳斯的要求，编辑康拉德·阿赫勒斯在他的度假地托赫莫利诺斯被法国警方逮捕。施特劳斯公开解释说，他和整个事件没有关系，这并不是报复行为。但在联邦议院持续三天多的辩论中，他越来越多地陷入了自相矛盾。阿登纳试图保护他，他大声对反对党说：“你们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他认为，奥格施泰恩只是出于最低级的动机，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人们支持《明镜》“泄漏军事机密事件”的话，则是面临“卖国贼的堕落”。在很多城市，被激怒的人们抗议这次对《明镜》的行动，他们高喊：“《明镜》死了，自由死了！”陷入了谎言的泥沼中不能自拔的施特劳斯也欺骗了议会。这成了他最根本的错误，阿登纳不得不让他下台。圣诞节的前几天，这位国防部长在联邦国防军一次盛大的晚点名仪式中告别了他的职位。阿登纳安慰他说：“磨难造就男人。”在这场施特劳斯蓄意制造的国家专制中，《明镜》周刊差一点在经济上破产。但此后杂志的发行量却翻了三倍，并且奥格施泰因一跃成为世界新闻界的巨星之一。
30年后，人们在阿登纳的私人档案里发现了一封施特劳斯1962年11月19日写给他的信。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总理在任何时候对施特劳斯反对《明镜》周刊的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并且是赞同的。这封信件公开证明，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从根本上只是另一个人的玩偶，一个更加狡猾的家伙就是：康拉德·阿登纳。但在联邦议院，他却装作完全不知情。这两个政治家在议会的讲台上唱了出双簧：两个伟大的谎言家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斗，一场盛大的表演。阿登纳是知情者，这至少可以减轻施特劳斯的部分责任，但施特劳斯对这一点始终保持着沉默。施特劳斯这一跤跌得很重，他从非常高的位置掉了下来。“我有意把刊登了有关他辞去部长职务的恶意评论的报纸都藏了起来。因为辞职对他的打击远比他对外界表露出的要沉重得多。”玛利安娜·施特劳斯后来承认说。此时，弗朗茨·约瑟夫和玛利安娜退回到能保证他们安全的地方，回到因河边洛特的那所老修道院、茨维克纳格尔家族的房子里。他头一次好好地照顾起他的三个孩子，马克斯·约瑟夫、弗朗茨·格奥尔格和莫尼卡。他们那时候最小的一岁，最大的四岁。他许诺玛丽安娜，每个月至少要有一个星期天留给家里，后来他也信守了这个诺言——“著名的家庭星期天。”玛丽安娜的妹妹布里吉特回忆说。整个村子都非常尊重他。人们很乐意把他当作邻居。但他仍然是“那个施特劳斯”，一个特别不平凡并且现在还有影响力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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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安娜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5）
在这样敬畏的尊重中是不可能产生友谊的。作为“小玛丽安娜”的丈夫，他属于茨维克纳格尔这个百年来在洛特占主导地位的家族，这里差不多所有的一切都属于这个家族。玛丽安娜的曾祖父1850年买下了这座已经移作俗用的修道院巨大的建筑群，它和教堂一起醒目地耸立在这个地方，包括啤酒厂、餐馆、老宴会厅以及住宅和服务楼。在玛丽安娜出生前不久，她的父亲，马克斯·茨维克纳格尔博士接手经营。那时，大约有70个人为他工作。茨维克纳格尔是后来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十分重要的反对者。
1937年8月，他因为“破坏活动”和“煽动他人”被盖世太保逮捕。几天后，村子里发生了一件直到今天谈起来还心有余悸的事：整个教堂变成一片火海，至少有四处地方同时起火。玛丽安娜·施特劳斯早就明白，是纳粹放的火。7岁的小玛丽安娜从小就有心脏病，被人从火海中救了出来——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教堂虽然被救了下来——因为“在最后的关头风向变了”，人们说，就像上帝创造的奇迹——但用来经营和居住的建筑大部分被烧毁，其中还包括墙壁和屋顶上绘有珍贵壁画的修道院宴会厅。战后，茨维克纳格尔加入了基社盟，后来成为州议会成员。玛丽安娜十五、六岁时就被带到慕尼黑，去旁听会议。当时州议会还临时设在大学里。和比她小一岁的妹妹不同，她在本地没什么朋友，人们觉得她自大。也许这只是因为她有异于他人的过于远大的抱负。由于她总是生病，所以从小她就单独由家庭教师上课。但现在她想走，到慕尼黑去。她坚决要到著名的马克西米利安高中去完成高中毕业考试。玛丽安娜成功地得到了父母的允许，可以在慕尼黑租一个房间，独自在这个大城市里上学。这所学校是所传统的男校，但她成功地让学校收下了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