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看着，她的丈夫怎么被击垮，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做才更好。埃里希·昂纳克无措地站在那里，好像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一个矮小的戴着帽子的老头。一切都会变好的，他们想再干些什么，就像四十年前开始那样。“他是多愁善感的，在某种程度上情感丰富”，薇拉·库辛迈斯特回忆说，“这种情感他一直保留到最后。
10月18号是我60岁的生日，也刚好是埃里希·昂纳克必须离开的日子。几天之后，司机送来了一封他的亲笔信，上面写着‘作为最后的问候’，此外他什么也没有写。在我看来，我们第一次在柏林废墟上真诚的相遇以及最后一刻他身上也许依然保留的可贵之处，即这种寻求人性的亲近——这两者之间的曲线终于合拢了。昂纳克原本是一个忠实的灵魂。我震动了并想到，这是他的遗言。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薇拉·库辛迈斯特从埃里希·昂纳克那儿观察到的多愁善感是这个官僚的另一面。昂纳克经常多愁善感，对萨尔区，对自由青年联盟，对演唱社会主义歌曲。但相反，他对柏林墙边射击逃亡者的事却并不多愁善感。玛戈特却是另一种人。她没有任何缺点，总是昂着头。当她的丈夫在1989年10月18日被党内的年轻同志要求辞职时，她坚决站在他一边——也自愿辞职，所有其他的部长都留任了。“就这点来说，她从长期扮演的‘我就是我，而不是他身边的妻子’的角色中溜了出来。最终，她又变成了‘他身边的妻子’，就像开始那样，成了不得不和他共患难的人。其实原本他们患难的时候就多一些。”
记者哈拉德·威瑟尔斯认为，在危机年代过后就再也没有在昂纳克夫妇的婚姻中看到像今天般如此紧密地团结一致。现在他们又踏上了逃亡之路，这次是为了逃避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必须离开万德里茨，而且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一个神父、罗贝塔尔的市长乌韦·霍尔默接收了这两位无神论者，把他们从大众的愤怒中解救出来。没有人向他们欢呼。霍尔默神父把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收留到教会的住所后，教会方面也发出了抗议。对待基督教徒，昂纳克夫妇从来都没有手软过。霍尔默的孩子没有一个被允许上大学——这是玛戈特·昂纳克教育政策的结果，她认为公开的基督徒都不是好的民主德国公民。夫妻俩到达罗贝塔尔的时候已经筋疲力尽。“她非常照顾地扶着他，我们很快就进屋了，因为蜂拥而至的记者已经在等着了。她尽量大范围地遮护着他。当她失去了职位时，所有的麻木都不见了，她又成了人。
大约五天后我们问她，是否更愿意自己做饭，她说：‘您知道吗，我已经习惯了，从十三岁母亲去世起，我就照顾父亲和弟弟，我也非常愿意给我的丈夫做饭。’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能够照顾他并得到他的感谢。当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后，两人重新又发现了对方。”对于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而言，越是困境，越能团结一致，就像早年一样。团结一致就可能生存。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面对被自己的人民所驱赶，夫妇俩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早就宣告死亡的婚姻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米歇埃尔·兰姆克表示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人最终又互相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强烈地拒绝向外界承认错误，“他们只能这样。这是一种混杂着人性温暖的自我肯定。要不然他们能怎么做？批判、再批判、然后承认错误，这就意味着要从原则上质疑自己毕生的事业。”不，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绝不会质疑自己。相反，他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和被人出卖；她则开始保卫战——注意让他面对媒体时不要说错话；当危险来临时，试图操纵媒体并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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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9）
1990年4月3日，在罗贝塔尔教会的流亡生活结束了。昂纳克夫妇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被接到了位于贝里茨的苏军医院——玛戈特·昂纳克犯了心肌梗塞。“我会受不了她的死，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她，生命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意义。”埃里希·昂纳克后来说。他的妻子康复了。为了逃避被逮捕的危险，他们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逃到了莫斯科。玛戈特这时终于重新把一切都掌握在了手中，帮他写信，打理他的对外联络，寻找脱离危险局面的路。两人在民主德国的垮台后，又在最近距离经历了被他们所热爱的苏联解体。
1991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联邦德国要求引渡埃里希·昂纳克。他的妻子飞到智利他们女儿的身边。一切都失去了，现在她只能救自己。在鲍利斯·叶利钦领导下的莫斯科继任政府在1991年12月10日向昂纳克递交了在三天之内引渡他的决定。半年后，他拘押待审——就在柏林的摩亚必特监狱，恰恰就是他23岁时被纳粹关押的地方。两人相信，这是一种侮辱，在审判中只有“胜利者的法律”。事实上，法庭的审理变成了有一场有失体面的滑稽剧。关于埃里希昂纳克肝部肿瘤最微小的细节也被拿来公开分析，专家们讨论的是被告人可能的死亡方式。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终于获释。在镜头前，他举起了拳头。用社会主义的致意，他最终告别了故乡，于1993年1月13日飞往智利他的妻子身边。他们站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的停机坪上。一对老夫妇，在迟暮中重又团聚。埃里希·昂纳克将再次挽起“他亲爱的妻子、也是他勇敢和忠实的战友”的臂膀。在家里，在上锁的门后。他们个人的幸福，如果它对于这两个“职业革命者”还存在的话，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就只为自己而活着。“正直的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形象已经被他们自己摧毁，他们对他们的人民和自己施行了暴力。“一个想要得太多的房顶修理工和一个想要得太多的接线生。”君特·沙波夫斯基简洁地认为。其他人如施托尔茨教授则认为，“悲剧”是一个确切的词，“破灭的理想，这就是悲剧，一对夫妻的悲剧，他们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994年5月29日，埃里希·昂纳克在智利他妻子玛戈特的身边去世。举行了追悼会，但没有葬礼。电视画面显示，玛戈特在她丈夫开着盖的、白的棺材边。她平静地坐着，偶尔整理一下头上戴着的黑巾。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个生命消失了。她保存着埃里希·昂纳克的骨灰盒。只有她知道，它现在在哪儿。玛戈特·昂纳克保持着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