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没人把她当回事。
不仅因为她是个女人，还因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局外人，她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在政界的任何一个重要部门任职，她的父亲是个小商贩！这对英国幕后权力集团的某些人是极大的震惊。就连丹尼斯·撒切尔也震惊了——他妻子竟然宣布竞选保守党主席。他只能用寥寥数语来劝妻子，她一定是疯了。他担心如果他反对得太晚，灾难性的失败将会毁灭她，保守党最终将会“收拾”她。当玛格丽特1975年2月11日获胜后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只是回应说他已经从收音机里听到了结果。但事态的发展他直到晚上踏进在一个议员家举行的庆功会时才明白，这里挤满了记者和电视报道组。直冲屋外的欢呼声都是给他妻子的。自此，丹尼斯成为她身边的男人。那天晚上的照片展示了一对光彩照人的撒切尔夫妇，他们甚至在镜头前还互吻了面颊。然而，接下来，她不必说服她的丈夫，却要说服自己的党和整个国家。当一名妇女成为欧洲第一大党的领袖，工党内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人们对此普遍感到自豪。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试验”失败，将是件尴尬的事。另外，对于某些老沙文主义者，金黄头发的玛格丽特唤起了他们某种大男子主义的保护本能——他们决定“给这只雏鸡一个机会”。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4）
她的出现留给很多人以强烈的印象，对杰弗里·豪也是如此，他见证了新主席的第一次登场：“她走上讲台，她是一大群老男人中唯一的女性。所有的人都比他高。现在她站在中间，令人吃惊的矮小和女性化，当她问候我们时，人们感到会场中的某种激动，和一种近乎是中世纪的顺从。我此刻有种感觉，我们拥有了圣女贞德。”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时是一个光彩照人、自然放松的女人。在这一年的照片和电影中都能感到她的魅力。“许多只从媒体上认识她的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老太婆，但一旦遇到她后，便会完全大吃一惊，”约翰·坎贝尔说。爱德维娜·居里也回忆起新领袖令人印象深刻的出场情形，“有几个议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
1975年2月11日后，撒切尔家的财政状况和生活完全发生了变化。直到那时，玛格丽特·撒切尔还很少请党内或部里的同事。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完全陌生的人坐在舰队街家里的地板上，工作人员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起居室里铺满了纸，冰箱里装满了成品菜。丹尼尔礼貌地向每个陌生人自我介绍，去需要他的地方帮忙，一有可能就逃到高尔夫球场或是度周末的小屋子里去。就在他妻子为挽救英国踏出第一步的四个月后，他从布尔玛石油公司的职位上退休。卡罗尔·撒切尔相信，这个时机对父母的婚姻非常理想。特别是鉴于丹尼斯未来应扮演的角色，“他原来有自己的事业，现在可以作为伴侣和丈夫在她身旁做贡献。”尽管如此，丹尼斯已将政治视为并不可靠却具有吸引力的生意——“所有这些会议、商谈，这些选战以及拉票！”他自己并没有要被众所瞩目的野心，宁愿将光芒让给他的妻子。
开始，她并不容易，一些人，首先是爱德华·希斯的政治同道在等着玛格丽特·撒切尔摔跟头。在欢庆她的胜利之后，把撒切尔看作政治怪胎的声音渐涨。许多人毫不怀疑地认为，保守党人很快便会恢复理智，用唯一正确的人将这个女人换掉——一个男人。失利的希斯导演了一场名为“到圣诞节她必须下台”的运动，并且只叫她TBW——“那个金发的女人”，那个鬼女人。至少，对外，这一称号的拥有者玛格丽特·撒切尔并没有受到影响，也许事实上她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烦恼。
这种不敏感显得有些值得怀疑，“至少总要落一次泪吧！”英国《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可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有其他的问题，“当反对党领袖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她解释说。“反对党对我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制定和完善正确的政治举措，但我是那种宁愿做而不愿说的人。”她的很多敌人后来承认自己低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某些人眼里，她并不是光彩照人、有创造力的反对党领袖，而是缺乏幽默、不易接近、不是特别善于应对的人。查尔斯·鲍威尔回忆起来甚至认为，她并不智慧超群，从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制定者。但她对此总是周密准备，这是她最大的长处。鲍威尔今天还怀着深深的敬佩这样认为，她汲取他人以便形成自我。“我是我所坚信的事物的工具，”她这样说并同时也证明，意见和想法如果缺少去实现的意志将会毫无价值。在和对手的周旋过程中，她显得极有权力意识。对手几乎毫无例外的是男性，非常迁就她：英国的保守人士当时是比较沙文主义的，但并不习惯和妇女争吵。他们大多在青年寄宿学校长大，受到的教育是礼貌地遵从妇女的意愿，对她们扮演施主似的保护者的角色——然而现在却来了一个死脑筋，家长式的、没有教养的、而且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既不礼貌又具有攻击性的女人；但她也会调情，在她愿意的时候，还会很迷人。
约翰·坎贝尔说，英国政界利益集团的男人们很克制，他们被玛格丽特·撒切尔所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防御。查尔斯·鲍威尔又强调，英国男人认为骂女人是不恰当的，但撒切尔对他们可一点儿也不克制。向上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最终却还是达到了顶峰。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袖子中拥有所有女人的王牌，或是在手袋中，约翰·坎贝尔认为，她的手袋是她出场的象征、权威的象征以及一个动词；有种说法是，她“手袋”了她的对手，“她进入房间，作为老大第一个把手袋放到桌上，象征性地仿佛把它打在了男人们的耳朵上，她这样和他们争吵——为什么你们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为什么这事没有发生？手袋是一种武器！她总是赢得每一场争议的胜利。她也总是把一些东西放在手袋里面，一份笔记，统计资料和制胜的论据！”由此，她的内阁里早就产生了某种无助的愤怒。
威利·怀特劳，后来撒切尔政府的副手，1978年，曾在一次餐会上向朋友抱怨，还从没有人像这个可怕的女人一样敢用如此的腔调和他说话。他考虑退出政治，而不想再忍下去。但显然就是他也无法逃避撒切尔的魅力——他留了下来并成为她的拥护者和忠实的同路人之一。怀特劳只是许多既被撒切尔的粗暴方式和衡量方式所羞辱，却又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同事和助手之一。利用男性弱点所进行的游戏成为撒切尔在男性主导的世界里最强大的武器。爱德维娜·居里描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怎样将她的政治家同事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旦她希望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人们能够观察到，她怎样将手放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盯着他的眼睛说：我亲爱的，你会选我的，对吗？”像居里所说，她是一头母狮子，为了一大群男人而奋斗，同时以高效能胜过竞争者。撒切尔根据不同的需要变换角色：她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国内问题，她是耐心但用极大权威教课的老师；她是让人平静却又炮制苦口良药的可爱的护士；她还是燃烧的爱国主义和不列颠的体现，如果必须用剑，她将保卫王国的荣誉和主权。英国人在1970年代末期显然渴望有这样的战士。
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5）
经济上的悲剧在詹姆斯·卡拉汉的工党政府时期依然持续。在联合王国的大街上因为持续罢工而堆满垃圾，按配额供应电力，通货膨胀率几乎达到30％，失业率也持续上升，而且存在巨额的国债。报纸充斥着英国到处运转不良的轰动性消息。1978年到1979年的冬季，整个国家几乎瘫痪了，英国人叫它“不满之冬”，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充满激情的演讲中承诺，要团结国家并医治这个“分裂的民族”的创伤。
她的想象建立在朴素的基础上——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资本主义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幸福的创造者；人不可超越自己的关系而生活，这同样适用于国家和它的每个公民。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政治理念中隐含了不少她父亲阿尔弗莱德·罗伯茨的东西：勤奋、节俭以及自律。但不可动摇地坚信做正确的事，这却完全来自于她的丈夫。尽管他在公开场合一直保留他的观点，并只在小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却仍然为人所知。他认为应在保守意义上严格保持英国传统，很多方面他完全是个反动分子。后来作为代表欧洲路线的外交部长的杰弗里·豪回忆说，丹尼斯·撒切尔对所有非英国的——以及所有“左”的东西都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对他来说，法国人是“青蛙”，爱尔兰人是“派迪”（Paddy：爱尔兰人的绰号），他把“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雇员叫做“托洛茨基主义者”，社民党人是“红袜子”
。丹尼斯·撒切尔自诩为“天赋权利”，但他干涩的幽默、怪癖的表现以及笨拙的行为方式让他显得无害却也动人。无可争辩的是：丹尼斯·撒切尔是一个有政治观点的老练商人，他是一个女强人的丈夫。“她相信他的判断”，爱德维娜·居里这样认为。杰弗里·豪说，他是她“惊涛中的礁石”。她依赖他，依赖他的安详、他的镇静。也一定是丹尼斯·撒切尔的谦虚和甘当幕后英雄的能力，使得他对于妻子来说不可或缺。同他，她不用竞争。1979年5月4日，玛格丽特·撒切尔作为新当选的首相和丈夫搬进唐宁街10号，传统的英国政府首脑的官邸。丹尼斯和她现在生活在一个“店面”住宅里，楼下就是办公室和内阁大厅。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也许她一生中最美好的11年开始了。同时，对于英国人来说也开始了一个巨变的时代。在竞选过程中，尽管她表面上在民意测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