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一个多月前，我出差广州回京，途经上海时，潘接了我同到国际饭店十四楼，杜宣也在那里等他谈剧本的事。在车上，他说他要去北京，我说我们正好一起走，但他还有别的事，于是我单独回到北京。
过了几天，吴祖光来问我有没有见到小开（潘的绰号，我给他信时则称之为K），他说青岛寄来一封信，有两个人坐汽车赶到他拍外景的场地，要他马上回家取这封信。他认为必有严重的事，我当时也摸不清底细。接着，我看到有关潘反革命罪证的材料，同时报上以快速的步伐在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宣布他的罪行。
妻放声大哭，把小儿子也吓哭了。孩子，你可会知道，那位在照相簿上贴着你照片的昨天的潘伯伯，今天已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了。
我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是为潘而流的吗？……
二、苦忆
往事如烟。根据公布的“罪行材料”，从时间推算，一九三九年夏秋以后，潘汉年已经是投了敌，当了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他竟能埋藏如此之深，隐蔽如此之密！
一九三九年日军滥炸重庆，《救亡日报》航空版的小印刷厂厂房炸毁了。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和迁厂问题，我几乎每天奔波于重庆的郊区乡间。一天，在小龙坎遇到一个朋友转达潘汉年的口信，他要我去香港搞出版工作。同时，一位姓郑的朋友也来信要汇一笔钱给我，我请郑把钱交给那时在香港剪辑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吴蔚云替我购买幻灯器材。等我解决印刷厂的问题时，我的脑子也比较清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可能让我搞宣传抗日的幻灯的。于是，这年冬天，我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在仰光经商的哥哥。我告诉潘，他眼睛一转，突然问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摇头。他就对我谈他在仰光搞一个据点的设想。我介绍我哥哥和他见面，由我和蔡楚生当翻译。爱国主义加上革命道理，综合官话加双手比划，很快说通了，我和蔡只是偶尔作必要的补充。哥哥答允为我专开一家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哥哥离开香港时，潘交给他三个人——范长江、蔡楚生、陈曼云 （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备受折磨致死） 的照片，由他在仰光办理入境证，随后，我也离港经越南、昆明转乘飞机去仰光。
一九四一年春，潘打电报叫我去港，他告诉我：因皖南事变，周恩来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了解仰光的情况。当时已有一些人陆续到港，我们商量筹集了一笔开办剧社的经费，然后叫我乘飞机去重庆转回仰光。
我到重庆的次晚，孙师毅陪我去曾家岩五十号见了周恩来同志，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在我到仰光后不久，就陆续来了一些人。
之后，潘又来信说：“旅港剧人协会已演出了第一个戏，下次你再来时，可以看到金山演的《马门教授》了。”
一个投敌的叛徒、特务，关心这些干什么？ 难道这不正是他在敌人面前立功的机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潘又忙着撤退在香港、仰光的自己人。那时有好些和我这个据点素未谋面的人来找我，我的运输公司买卖兴隆 （后来，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春节聚餐时碰到这些顾客）。以后很久没有潘的确切消息，但对他的武侠式的传说，什么坐着高级轿车长驱直入敌方某要人公馆啦；什么敌方一个官员在大会上训话时，举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来潘是为了一批军火的转运，只得冒险来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
哀思和忆念（2）
三、关切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曾从新加坡到香港三次，其中两次我因事去过上海。潘汉年每次都托我带一些小东西，如雪花膏、小棉衣、线装书等等。我说：“带什么东西你别告诉我，但一定要装得妥善。”在过上海关时，我告诉关员有一些丝袜、衣料要报税，于是他忙着估价、填单子，我迅速过了关。
我在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一座大楼内找到廖梦醒，又去看了陈曼云，把东西都交了（后来听说宋庆龄先生收到香港民主人士给她的联名信）。
一个投敌已###年的叛徒、特务，他干这些事究竟为什么，难道还有什么更大的图谋？
全国解放前的两年，我和潘有较多的接触。他的“流动办公室”设在九龙、香港的香港酒店、告罗士打等等咖啡座中，地点几乎天天在更换。每天总有许多各式人等来找他，一个接一个，从无倦意。谁也难统计他每天说了多少话。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鼓舞着某一些来找他的人，一张张兴奋的脸用笑眼盯视着，听他侃侃而谈。我曾开玩笑说他像在摆测字摊，善男信女争相求问流年休咎之卦。我们一些熟人和排队的人时常在他的台子旁边另占三两台，用人墙来隔开外界，让其他人听不见潘在讲什么。他一天天更忙碌了，但他还要注意照顾一些同志的生活上的问题：
“唐，老任和老婆住在南国（地下党创办的旅馆，任后来接收一个重要的单位），恐怕需要一些零用钱，你明天给他送些钱去吧。”
“上海有个朋友介绍两个人来找我，晚上你陪我去交际吧。”
有一次，从郭沫若住所出来，我们走在九龙弥敦道上。他说：“形势逼人，看来全国解放的日子要比预期的快得多，你自己也要有个准备，将来你不可能再过那种像游侠似的、打抱不平式的革命生活了。” 我说：“我不懂做官，我还是想搞幻灯，在战地服务队和重庆都没有搞成，解放后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如果能通过小小的幻灯给农村做一些文化知识和启蒙普及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他到上海不久，在于伶给我的信末，加了几行字，说上海有一家幻灯厂，可以按我的希望工作，他催我速即动身。但那时，夏衍同志交办的一件事仍未办妥，去广州时陈沂、宋之的邀我参加部队的电影工作，宋告诉我，全军当时只有两三部旧放映机，我想在一个空白点工作，比较容易藏拙，我婉言函谢了潘（在我一九六二年同潘相处的谈话中，也庆幸那回没有去上海）。
“有人请吃饭”，他就利用我们当临时演员，包括丁聪、吴祖光、凤子、孙景璐、陈歌辛等，待我们吃完了饭，他的工作也完成了。
四、重逢
日月如梭，转瞬过了七年。时当一九六三年初夏，在东安市场的北门口，突然看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面影——董慧。我们双手紧握，眼眶内的泪花模糊了现实与梦境，也代替了倾诉不尽的语言。她告诉我，潘“释放”了，现在住在京郊一个农场的“小别墅”，那里可以种花，可以钓鱼，时常能够钓到大鲫鱼。潘被允许到市内探亲访友，但他怕带累人家，所以一直没有进过城。我约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来我家。我说：“什么影响、带累，反正就是这样；潘那顶帽子我戴起来不像样，自由主义的帽子比较便宜，送一顶还可以凑合。”
星期天，潘和阿董来了，带来了阿董去上海整理抄家剩余物资，顺便取来的两瓶陈酒和几条自己钓的鲫鱼。我把它放到水盆中去，每条鱼都吐出几片茶叶。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却相对许久无言，终于从鲫鱼与茶叶开始，潘说，在鲫鱼口中塞几片茶叶，可以多活两三个小时……
我们首先谈到一九五五年在上海的分别。他诉述他遭致入狱的前因以及当年的情景，他只强调自己的过失，表现了一个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者的高贵品质。
他严责自己对人轻信，以致几乎陷入敌人的圈套，虽然他没有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在引来一些流言蜚语之后，他向陈毅说要到延安见毛主席。后来，潘到了延安，在杨家岭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正在看文件，他非常高兴，和潘握过手，顺手从旁边书架上拿了一瓶酒，倒了一杯给潘，自己也举起一杯祝贺潘工作的胜利。潘说，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和个人英雄主义使他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等到他离开延安时，他又深深后悔了。
五、预感
有些小事，可能说明潘的某种预感。
一九五三年我和妻到上海度假，他约了夏衍、于伶、叶以群、蔡叔厚等同志和我们在他家吃饭，饭后在一株玉兰花树下聊天。妻夸奖他的保姆，潘说：“介绍给你们怎样。”“你自己呢？”“我可能要调动工作。”“那你就带她去吧。”“我去北京得住集体宿舍。”我说：“部队的集体宿舍都可雇佣保姆，何况一般的机关。”我当时是只当他说着玩的。
走的时候，他送我一只烟盒和打火机，他说他要戒烟了。
一九五五年，那一次我们在国际饭店分别后，他到了北京。从此便入狱，不断地写材料，有许多不属于他、同他没有什么关连的问题，也都塞进他的案件中。
他说他几年中一直在写材料。经过反复核实、查对，后来，有位管这事的负责人向他说，情况基本查清。这位负责人劝潘安心休养，等候最后的批示。他还在农场为潘设便宴，请了一些有关的人，请他们对潘妥予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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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和忆念（3）
他们曾在一个游人稀少的日子去逛颐和园，恰巧遇上了陈毅同志陪外宾在那里。陈老总亲切地问他一些简况，还说要设法催促一下。
六、董慧
董慧曾在女友间讲述江青在延安时代施展丑技的故事。那时她们住在一起，她曾劝过江青不要这样做。阿董错了，那女人的一生就是在扮演各种丑技。
反右、反右倾以后，人们心里的余悸震荡未已，像这一类的事，少说为佳。我劝阿董不要多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