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才知道你是千真万确被彻底推倒了，你的生命，你的陪葬的妻子，你的……
我们毕竟是相隔在阴阳之界了。
有谁知道你是怎样被推倒的吗？ 为什么去小温泉却死在湘西？是双双共患难、同生死的吗？
你们的尸骨如今飘零何处？古时有托梦之说，事虽荒唐，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能给我托个梦吗，你能吗？让我去捡拾几根骨殖，安厝在那南岛的青山绿水之间。那里曾有你辛劳的足迹；有你的友人可以去探视你；那里一九九七年以后，就要回归祖国；那里还有一个朋友——我的哥哥，他的普通话可以和你畅叙往事了；将来我也会时常去和你们凑一桌桥牌，但我不愿有葬身之地，我将魂游四海。
阴间真有上天与地府吗？ 那些地方想来不是我们去得的。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在这郁郁葱葱的山林之间游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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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思和忆念（5）
对你的诬陷不实之词，也推倒了，因为它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因此，它的被推倒，声音自然也是微弱的。
夜深沉，周遭静寂，我们都该安睡了，我将等待你来入梦。
一九八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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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孙师毅（1）
夏衍给孙师毅起了一个诨号叫“辣面书生”，这一诨号确切地概括了他的耿直不阿，不善逢迎，不弄虚假，才高气盛，还有一张小生面孔，然而有时是“铁青”的。
我初次见他是在上海，那天我和潘汉年走在一起，他在和潘打招呼时瞟了我一眼，那是一双男性很妩媚的眼，却带着一丝凶光。再一次是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他拉我到天井里，问我在干什么，有没有空，我点了点头，他约我到三马路口跑马厅旁的爵禄旅馆会面。
从此，我在工作、生活习惯方面都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只是没有传授到他的横溢的才气。
我跟着他以夜当日，不停地抄写、填表格，没有朋友、外人来探望我们。旅馆的茶房敲门送饭时，我们就躺在鸦片烟铺两边。他心里可能在痛骂这两个洋场恶少——那时一位不到三十岁，一位只是二十刚出头。
孙师毅大概是在这时期和周恩来有所来往。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结束这“抄写”工作，有一天，他介绍一位叫周了因的朋友给我，他已经为我安排在《中华日报》编副刊《电影新地》，并交给我一卷稿子。他说，以后还会源源不断地供给你，你就放胆编起来吧。
当蔡楚生编导的《粉红色的梦》受到进步电影报刊的批评时，本来他正准备开拍一部新片《摩登夫人》。这部《摩登夫人》说的乃是这位辣面小生孙师毅的恋爱故事。
蔡丢下了《摩登夫人》的剧本，夜以继日赶写《都会的早晨》。接着他又导演了《渔光曲》，《渔光曲》的摄制时间拉长了，为了不使工作脱节，他邀请孙为他编写了《新女性》。
“文如其人”，有谁在电影、戏剧里面讽刺奚落过号称“无冕帝王” 的黄色新闻记者吗？ 孙师毅这样做了。《新女性》公映时，影片和编剧受到黄色记者的猛烈围攻。恰在这时，女主角阮玲玉也卷进去了。阮在初进电影界时，影片公司老板的弟弟诱奸她后，和她同居过的小流氓穷途末路也想敲诈她而兴风作浪，两股浊流汇合在一起了。于是黄色记者在记述法官的肮脏语言之后，用奚落轻佻的笔法，描写阮玲玉羞答答地：“是的，是的！”法官宣布：“退庭！”
阮玲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以“人言可畏”的遗言自杀。孙师毅在阮的灵堂两边写了一副挽联，最后的一句是：“群犬吠声杀弱者”。
孙师毅在各个领域涉猎颇广。在我认识他之前，他早已是山东实验艺术剧院的老师，蓝苹那时曾是他的学生。二十年代后期，他在商务电影部、在神州与汪煦昌、郑应时等合作，他编剧，导演，又当演员。有声电影兴起后，他又创作了大量响彻遐迩的著名歌词如：《开路先锋歌》、《新女性歌》等。除了以上与戏剧电影、音乐、教育等关系之外，他和新闻、出版，以至井冈山的枪炮声，曾经轰动上海的大陆大厦共产国际事件，潘汉年与夏衍失去联系以后在良友出版公司的会面等等千丝万缕的关系中，都有一丝半缕的牵连。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交了一笔钱给孙师毅办了一份《早报》，郭老为《早报》编副刊，我为副刊划样。不久我被安排到张发奎部队的“战地服务队”。上海沦陷，张后撤时把服务队移交给黄绍。我和一部分人转移到武汉。
孙师毅带领了他在无锡江苏省教育学院的电影广播教育专修科的一批学生撤退到武汉（这批学生后来都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精英），他参加到筹组第三厅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三九年秋，他找我去他的重庆住处，告诉我潘汉年托人叫我去香港，他问我已经知道了没有。那天恰巧遇到空袭，我们到他附近的七星岩下一个天然的山洞中躲避。我们都大夸这个山洞是避空袭的好去处。但是，第二天日寇的炸弹炸中了洞口附近的一堆汽油筒，洞中百余人无一生还。
一九四一年春末，我由香港经重庆返缅甸时，潘汉年叫我先找孙。重庆正下着毛毛细雨，道路泥泞。夜幕降临后，他带我到曾家岩周公馆。在挤公共汽车时，他从车门上摔下来，浑身泥泞，使我心中惴惴不安。
日寇南侵，我和一些朋友撤回昆明、重庆。“二流堂”名称的玩笑传到他耳里时，他特地来劝我：“在此时此地，在国民党统治下，以至将来形势变迁，这种玩笑都是不宜渲染的。”
抗战胜利，那位山东时代的学生蓝苹 （现在叫江青），来到重庆，孙师毅遇到她，她悄悄送了他一张照片，——是她和丈夫手抱小女儿的照片。三十年代在上海，我很少听孙师毅谈到此事。有一次他约我写一段《电通》画报创刊的祝词，我送稿子给他时，他正在挑选蓝苹的大照片准备做封面。
抗战结束，我去昆明、仰光、新加坡。后来，我到香港时，他已经在港了。那时，他的离居的妻子兰兰也从台湾来到香港。潘汉年看着我大笑一通：“说到曹操，曹操就到。这件事只好由你来斡旋了。”然而，费了好多唇舌，这对破裂的夫妻终是无法弥缝。
一九四九年下半年，他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相邀我参加编电影副刊，那时我在忙着其他的事，未能应命。但是我还是经常在他客居的旅馆中，两人望着窗外“陡峭”的雪厂街上的汽车，畅谈着一串串的梦想，就像窗外一串串从山上滚下来的汽车一样。
追忆孙师毅（2）
广州解放后，我终于离开了香港。因为欧阳山和章泯鼓动我筹建珠江电影厂，我常到香港去了解一些情况，有两三次他和我一同回到广州，那时我知道他在策反国民党一个单位起义。
这个策划没有成功；接着因言论问题，他被港英当局抄家，他离开了《文汇报》，办了一个企业公司，也失败了。从此满怀抑郁，为了求得短暂的精神解脱，不良嗜好紧紧地缠住他。
朋友都陆续走了，他原想建立一点贡献然后回来，现在一切都落空了，他流落香港。直到周恩来同志发现这情况之后，才指示迅速把他召到北京。
一九五七年，正当反右运动白热化时期，他来到了北京。孙师毅平安渡过这个可怕的灾难。
他被招待住进新侨饭店，一住年余。他多次要求工作，周恩来劝他多休息一些日子，先熟悉环境，多了解些情况，然后再工作。在孙住新侨期间，周恩来一有空，或者在等待接见外宾的空隙，有时在深夜，不止十余次去看他，有时一谈数小时，甚至要他去大同酒家宵夜，只是因为警卫员从保卫工作的角度加以阻止。
啊，人民的好总理！孙师毅何功何能？！ 他只不过在井冈山时期，在武汉时期，在重庆时期替党做了一星半点好事，然而，在总理的脑里却永远也不磨灭。
孙师毅是一个有名的“计划家”。一九五八年他到电影资料馆当顾问的同时，我也下放到“三条驴腿”的遵化，我虽然和一位书记说我不愿意过没有电灯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我通过孙师毅的“顾问”还是帮他们做了一些事，又为他们搞起一个几百盏灯的小发电厂。
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孙师毅分配到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是适得其所的。这个人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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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