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就像浩瀚的大海，我能吃到九牛一毛么？也不过坐井观天罢了。而且各人有各人口味，正如广州话看女人“各眼有各花”，假若大家只看中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怎么办，其他的女人怎么办？
四川菜以辣闻名，连红油水饺以辣油为汤，粉蒸牛肉则以辣粉其上，我还没有听见有人谈它。湖南菜也以辣闻名，有一回我在长沙一饭馆吃饭，我说菜做好吃一点，厨师顺手抓了一把盐撒上。有人又喜欢无锡的无菜不甜、福建菜的红糟。
我生平吃过许多美味小吃，但使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五六岁就开始吃起的汕头客家捞面，潮州话叫DAMI。去年，许敦乐在电话中告诉我，新光戏院附近有此面，我专程往吃，仍是落空。我很想能吃到，但现在我又希望吃不到。这种心情大概就像失去了初恋的爱人一样，你见不到她，她的深情、青春、美貌始终活在你的甜蜜回忆中，一旦你看到的，或者得到的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妪，你以为如何！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包饺子
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想了一下，有什么被同化了没有？没有。
吃，大概是最容易把人同化的了。但是，北京好吃的不多，烤鸭太腻，我也不喜欢常吃，只是为了应酬外地来客和友人而已。
姑且把饺子勉强算是北京特产吧。比较而言，我对吃饺子还是有兴趣的，这也和客观情势有关：用饺子请北方朋友，似乎是理所当然，我自己也颇爱吃。买猪肉、面粉，除三年困难时期外，似乎一直都是最容易办的。
在北方那么大的一片地区，逢年过节，家有喜庆，就吃饺子。所以，应该说它是从农村到都市的老百姓最大众化的一种美食。饺子的馅可以用肉、蟹肉、虾、火腿、冬菇、冬笋、白菜、荠菜、野菜等等做成，这就要看是有钱人家还是一般人家而定。至于贫民，连面皮也不易得，所谓过年过节才包饺子，便是指的这些贫穷人家。
我有个同事，是山东人，夫妻都是机关干部，他差不多两天就包一次饺子。中午下班回家，在菜市买绞肉、绞白菜。老婆擀面，烧开水，包好饺子，下锅，吃完，睡午觉，以上诸事都在两小时半的时间中办妥。
我虽爱吃饺子，但比起那位同事，还差得太远。更抱歉的是，我既不会和面，擀饺子皮，也不会包。惟一能帮得上的只是吃和洗盘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出差到韩愈的老家昌黎，在一个叫做饺子楼的馆子，吃到了一笼蒸饺，那真是天下美味。从吃是文化这一角度看来，我这被老韩称为南蛮的潮汕人，也只好自叹不如了。以后在去唐山时，特地多乘一段火车，又去吃了一次。有人告诉我，如果吃运不好，馆子座位恰好被预订一空，就得白跑一趟。此后风云突变，我们有一批人在反右后被赶下乡“安家落户”；紧接三年经济困难，昌黎哪能幸免？阶级斗争的弦也愈拉愈紧。文化部门，更是犯忌，为一个“迎春晚会”闹一次小整风会；两个青年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整个文化部又得关起门来“学习”，为时近一年；“四清”时，文化部便组成一个庞大的农村文化工作队去，又站错了位，于是调回关进集训班，大门口由解放军站岗；再接下去便是“文化大革命”了。到这地步，昌黎饺子端到面前，有没有胃口也很难说了。
但在第一次下放农村的新年，大家饱吃了一顿饺子，我也发现了几个包饺子的人才，这便为我日后请吃饺子创造了条件。这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因为紧接着的三年，我有幸不必烹自己的儿女，还每个月可以买到两斤肉、蛋、糖。我怎能一顿就把它吃光？那年徐冰为了鼓励电影创作人员搞出点好作品，给俱乐部每月搞来几十斤肉、面、蛋。三年挨饿日子刚过去，肚子有点油水了，又紧跟着来一次小整风，那些肉、面、蛋，又给我引来了满院子的大字报，不过当时吃的时候，我见到不少人向我举起一只大拇指呢。
后来日子终于一天天好起来。在打倒“四人帮”那次庆祝大游行中，我在天安门前就遇到那几位包饺子人才，当场邀请：“明天下午来我家吃饺子！”
第二天下午，我备好肉、大白菜、冬菇、虾米、麻油……客人到六时才陆续到达。一看厨房，他们说：“是请吃饺子还是请包饺子？” 我说：“连带一起，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是毛主席说的嘛！”
但这些人都是好手，七手八脚，连我的儿女在内，不到一刻钟，第一锅已经下了。以下边包、边吃、边说怪话，情绪热烈，谈笑风生，这就是自食其力的好处。后来，这便成为我自己想吃饺子或请客的一种最热闹的方式，只要发出通知，打几个电话，他们也都提早到来了。
北京请客，吃饺子当然不是最好的菜式，我吃过谭家菜八十元一桌的，十六个人分成大小两桌，排翅、大鲍鱼、大鲥鱼，连吃带拿；吃五十和四十元一桌的，仍很丰富，谭家菜初并入北京饭店的时候，除招牌外，都并掉了，时至今日，招牌也并了。
从那以后，我们会餐的形式又改为自助餐，假如没有这一改制，我那个小小的梅竹院怎能容纳三四十个人大喝大闹？
上月在广州，遇到电视艺术委员会的王永芳，他说：你欠我一顿饺子。其实，我多么想能够再过一次那样热气腾腾的饺子###呀！
一九###年四月三日
小孙女
新春伊始，电视传播界就被投诉播出太多暴力情节。
大电影已订立了三级制，看电视，只能合家欢。我记起###年前，曾有一位香港电视女主持人说：电视只是娱乐，对儿童无所谓影响的问题。那时她刚从电视台上下来，她的话，似乎对电视不起什么影响，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谁能干涉每一个人的“口味”呢。
不久前，这女强人又出山担任了电视台更高层的决策者，虽然时间过去了###年，她也许有了新的看法，但是我还是想把我的见闻、看法说一说。
先从我家说起吧。大前年，我的二十个月大的小孙女和我坐在一起看电视，荧幕上播放的是豫剧《柜中缘》。岳飞被秦桧陷害后，岳云逃进一家民户，官兵追捕敲门，民女将岳云藏在柜中，官兵入内抄家，逼问民女。这时，小孙女突然从沙发上跳下地，满脸怒气，指着荧幕大叫：“他怎么躲到箱子里不管啦。”
她早晨醒来，下地打太极拳，那是从电视上学来的，虽不熟练，但步法、动作也颇有味道。电视里变魔术，她也变魔术，拿一条手绢一挥，丢到背后，双手一拍，表示变没了，她在鬓角插一朵花，照着镜子，自言自语道：“新娘子！”也是前几天在电视中看来的。
在她两岁半的时候，她爸爸给她买了个电子琴，随着音乐的节奏，她跳起舞来了。那是什么舞？是她自己发明的，但跳得似模似样。问她在哪里学的，她说，电视里老师教的呗。
她看到荧幕上警匪互斗，然后警察捉住劫匪时，鼓掌大叫，说长大了要当一个警察。她看到医生诊治一个像她母亲的妇女，使那妇女张开眼睛微笑，便向母亲说：“将来要当医生，好替妈妈治病。”
看《柜中缘》那时候，她还不懂戏剧的情节；现在，她又进了一步了，已能看懂荧幕上的人在回述过去，边看边说：她在想过去的事了。
如果把电视看成仅仅是娱乐，认为对儿童不存在任何影响，岂不是大大贬低自己的工作的巨大作用！曾经有人对六十分钟时事杂志的记者表示，该节目的影响不如那些全球性的新闻周刊，这位记者回答说：我们的作用并不比《时代》周刊差。我是同意这一说法的。当年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列宁说，电影这一宣传武器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活在今天，我相信他一定会把电视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政客都已经把电视作为头号重要的宣传工具了。
几年前，中国电影家协会开代表大会，那时全国电视方面的代表名额仅得一名，理事名额当然也相同。那位代表在小组会上发言想争取增加名额，我挨着她耳朵说：你何必争，过几天你们就得组织自己的协会了。现在电影电视大概已是“平起平坐”了吧。
就说电影，在我家也几乎出了一件大事。事情出在上海电影厂摄制的《飞刀华》。它描述过去一个姓华的江湖卖艺者，向紧贴在大树前面的女儿的脸两旁飞刀，刀无虚发。影片放映不久，全国即发生飞刀伤人事件多起，肇事者绝大多数是好奇的青少年。我家几乎出事的人物便是我这小孙女的父亲，那时他还是一个九岁大的小学生。在他约好几个小同学到故宫的夹道去“表演”的那天，各小学校和家长已经接得通知，要严密防范学生摹仿飞刀出事故。我看到他手里拿了一包沉甸甸的东西，立刻就“人赃”并获，避免了一件可能是不幸的事故。像这类事件在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有人看了电影后上山求仙学道，或仿效自杀。前不久有一部叫Friend（中译《人小鬼大》）的电影，写一对十四五岁男女少年在荒僻的小屋中同居，女孩十五岁就养了小孩。在香港，一对男女小孩同居还没有听说过，但十五岁女孩子做未婚妈妈却不稀奇。现实有这样的事，但在电视上以“好玩”的形式表现出来，恐怕就不无教唆之嫌吧？！
至于暴力影视，无论是在戏院还是荧幕上，更多得不可胜数。作为影视官或影视传播媒介的负责人，若有社会责任感，对那种不正常现象，很难安然，熟视无睹吧！
一九###年三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