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18天的围城，更是原音重现，并且因为附丽在虚构的人物身上，更容易发挥，表现得也更为具体细致：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张爱玲：《烬余录》
“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丰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张爱玲：《倾城之恋》）
关于“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两文的对照更加鲜明：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个铁硬的小黄饼……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张爱玲：《烬余录》）
“柳原提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感到空前的兴趣。”（张爱玲：《倾城之恋》）
自然最牵动人的还是爱情故事——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张爱玲：《烬余录》）
——这解释了白流苏与范柳原故事的源头。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这一杀那的澈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使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张爱玲：《倾城之恋》）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6）
张爱玲也将他们“看得透明透亮”了。她那时候还没有恋爱过，自然也没有结婚，可是她眼看了那些战时的鸳鸯如何在炮火中执子之手，与子成说。她为之感动，也为之叹息；为之祝福，也为之苍凉。
后来傅雷化名迅雨写过一篇《评张爱玲》，认为《倾城之恋》不如《金锁记》，因为柳原与流苏的人性领悟是“笼统的感慨，不彻底的反省。病态文明培植了他们的*，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
他推测：“《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时代，环境，心理，都距离甚远，使她不得不丢开自己，努力去生活在人物身上，顺着情欲发展的逻辑，尽往第三者的个性里钻。于是她触及了鲜血淋漓的现实；至于《倾城之恋》，也许因为作者身经危城劫难的印象太强烈了。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减少客观探索的机会。她和她的人物同一时代，更易混入主观的情操。”他且指出“惟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者和人物同时进步，而且渐渐超过自己。”
然而傅雷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张爱玲的身世，只是仅仅看过她的作品，知道她曾“身经危城劫难”，故推测《倾城之恋》里“自己的感觉不知不觉过量地移注在人物身上”，而以为“《金锁记》的材料大部分是间接得来的”。
事实上，《倾城之恋》固然没有虚构，发出了张爱玲在围城中最真挚的感慨；而《金锁记》亦同样并非虚构，它是有着深厚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积淀在支撑着，张子静后来的*里明确指出，《金锁记》里所有的场景、人物，乃至细节、对白、穿着，都是有本可依的，他看到姐姐的文字，就想起现实中的七巧、长白、长安是怎样的——
“我一看就知道，《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因为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姊姊和我就已走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安’、‘长白’打过照面……‘姜公馆’指的就是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述家……姜家分家那年，姊姊两岁我一岁。所以，《金锁记》前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我姊姊是从小说中姜府的大奶奶玳珍那里听来的；有一部分则是我姊姊追根究底问出来的。……《金锁记》里的‘大爷’，真名李国杰，做过招商局局长、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九三九年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他的妻子出身清末御史杨崇伊的家中……我姊姊就是从她的闲谈中，得知外人不知道的李鸿章大家庭中的秘密韵事。……李国杰的三弟李国罴，天生残废（软骨症），又其貌不扬，不易娶到门当户对的官家女子。眼看找不到媳妇，这一房的香烟就要断绝。不知是谁给出了一个主意：去找个乡下姑娘，只要相貌还过得去，收了房能生下一儿半女传续香火即可。这就是曹七巧进入李侯府的由来。……《金锁记》的后半部情节，多在写七巧爱情幻灭后怎样以金钱和鸦片控制她的儿子长安，女儿长白。到了那时，姊姊和我才进入这篇小说第二阶段的历史现场，和他们在现实生活里打了照面。……姊姊和我喊这曹七巧‘三妈妈’，喊长白‘琳表哥’，喊长安是‘康姊姊’……”
张爱玲的确和七巧隔着时代与身份，她同样也和像流苏隔着身份与经历——那时的她只有23岁，别说结婚，她还没有恋爱过呢。在危城劫难之后，她并没有在现实中握住任何一只手就此结婚了去，只是让小说里的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了——那不是一个简单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故事，那是战争与和平的烬余人生。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7）
她曾在《烬余录》里诚心诚意地感慨着：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惯，和*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张爱玲：《烬余录》）
“这些又是我们的了”——从前她有过一回这样的感觉，是因为逃出了父亲的家，重新活过；这一次，这感觉来得更真实而更正大了，因为可以大声地说出来，和有着共同经历的人一起感慨——仿佛感慨着大家的感慨，那么这感慨便可以来得理直气壮，也更伟大些。
个人是渺小的，而民众才伟大，即使是苦难与悲哀，也是民众的苦难和悲哀才伟大。
那么这“民众”中的两个，躲起来静静地结了婚，为什么就不伟大了呢？
傅雷在评论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似乎自他之后，人们便往往喜欢拿张爱玲与鲁迅作比，认为鲁迅是时代的旗手，是伟大的作家；而张爱玲则只反映身边的生活，够不上“伟大”。
2000年10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的话题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刘再复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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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城之恋》的求真，不仅仅在它对于战时香港的情景再现，更在于张爱玲寄予文中的那份深深的孺慕之情——小说里的白流苏是一位28岁的离婚少妇，这同张爱玲母亲去法国是一样的年纪；她第一次去香港，所看到的情景是张爱玲看见的；她住在浅水湾饭店，是黄逸梵住过的；她在战争中的所闻所见，所想所为，也都是张爱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张爱玲后来一再地把《倾城之恋》搬上话剧舞台，又想改编电影，但未如愿，可见她对这部小说的喜爱。
——是邵逸夫替她还了愿。
1984年邵氏的关门之作便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