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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时，看见爱玲面上喜滋滋，待笑不笑的样子，不禁再叹了一声，半晌，轻轻说：“你同他在一起，我是不赞成的。然而你也大了，自己的事，自己有数罢。”
这样一来，算是过了明路了。从此后，胡兰成索性天天来，坐在爱玲房中，谈诗看画，一坐便是整日。
有时炎樱来了，三个人说说笑笑，更是热闹——因为得不着姑姑的祝福，炎樱的支持，便成了张爱玲最大的依傍。她有时要胡兰成陪着去炎樱家玩，仿佛亲戚串门，是在闪闪躲躲里寻找光明正大的感觉。
胡兰成是见着女人便要献殷勤的，嘴上抹油，甜言蜜语不断。爱玲坐在一旁，听两人斗嘴取乐乃至*，却只是笑着，觉得好，丝毫没有不快。
炎樱把张爱玲昵称“张爱”，把胡兰成昵称“兰你”，配成一对。夏天时，胡兰成去武汉，炎樱给他写信，还是爱玲替她翻译的：“亲爱的兰你，你在你那个地方，是要被蒸熟了吧？”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说：“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
我惊心于张爱玲的大方，抑或是一种无奈的自矜？——吃醋也无效，反而有伤风度，索性只得大方。
然而想到张爱玲的家史，却又觉得容易理解——张佩纶何尝不是挟妓啸游的*才子，张廷重也因娶姨奶奶惹得太太生气——她都从来没见过痴心专情的男子，又如何可以期冀？
她是擅长写爱情故事的，并且坚信“有目的的爱都不是爱”。而胡兰成无疑是最接近她爱情理想的一个，*潇洒，才华横溢，连缺点也是迷人的——他是结了婚的人，且做过汪伪的官员，和日本人又过从甚密。她与他在一起，世人都要反对，连同自己的亲姑姑也不予祝福。这使得他们的爱情一来就带着悲剧的色彩，因为不可能、无目的，而使得这爱益发坚忍不拔。
她心甘情愿地为他烦恼，为他倾心，为他委屈，为他坚持，甚至送他一张照片，在后面写着：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写出这样文字的女子，是*；辜负这样女子的男人，是该杀！
4
《对照记》是张爱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最接近于自传，然而也对爱情与婚姻讳莫如深，两任夫君胡兰成与赖雅都未能留照其中，倒是女朋友炎樱占了不少篇幅。
——如此，后人做“张传”，便不得不依本于《今生今世》了。怎么说胡兰成也是当事人，十句话里便有九句是假，也还总有一句是真，好过没有。
翻开来，劈面第一句便是“桃花难画，因要画得它静”，有诗意，有悟性，还有柔情——当年张爱玲也是被这些征服的吧？那一刹那我觉得理解了她。
他是真的懂她，欣赏她；而她也不由得要为他的才情倾倒——或者说“跌倒”。
他们谈诗，论词，说画，讲音乐，她每一句话都使他心动，是小和尚被师傅用木鱼当头一喝；而她亦惊讶于他对她的知与解，仿佛在他的话里重新看到一个新的自己，更好更美更纯粹的自己。
他的话经她一开解，便有了新的意思；而她的人经他一描述，亦有了新的形象——是她，又不是她，如“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别人见不到的她的好，都一一落在他眼里，并且清切地懂得，于是花更美，影更艳。他形容她“柔艳刚强，亮烈难犯”，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又说：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
“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像佛经里说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她的人即是这样的神光离合。偶有文化人来到她这里勉强坐得一回，只觉对她不可逼视，不可久留。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可是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谁曾与张爱玲晤面说话，我都当它是件大事，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品足亦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赞美的话是一张作画的宣纸，一旦由男子的口里说出，而被女子服帖地听在耳中，那女子也就变成了纸上的画，被固定在赞美的词语里，徒具色相，失了本真——她便是这样的傻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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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子相悦（1）
第九章
与子相悦
1
我的灵魂行走在爱情的荆棘路上，孤独地行走着，举步维艰，寻找一条不受伤的捷径。我没有找到，张爱玲也没有找到；我更没有替张爱玲寻到那捷径；我的灵魂在哭泣。
张爱玲不哭。她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便已决定面对荆棘。她是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并且早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为自己写下了爱的预言：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把人情世故看得这样透，唯独不能看穿她自己——或者，她把自己也看透了，却不能左右。
他和她相遇。两个世故而精刮的人。
他的世故在心里，她的世故全写在脸上了。然而她的心底无助而渴望激情，他的脸上则充溢着过分的热烈，那刻意制造的返璞归真恰恰是一种矫饰和伪装。
而1944年3月15日出版的《新东方》上，有一篇胡兰成的评论文章《皂隶、清客与来者》，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封锁》，这是他与她的第一次公开“牵手”，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说是一种预言——
“张爱玲先生的《封锁》，是非常洗练的作品。在被封锁的停着的电车上，一个俗不可耐的中年的银行职员，向一个教会派的平凡而拘谨的未嫁的女教员*，在这蓦生的短短一瞬间，男的原意不过是吃吃豆腐消遣时光的，到头却引起了一种他所不曾习惯的惆怅，虽然仅仅是轻微的惆怅，却如此深入地刺伤他一向过着甲虫一般生活的自信与乐天。女的呢，也恋爱着了，这种恋爱，是不成款式的，正如她之为人，缺乏着一种特色。但这仍然是恋爱，她也仍然是女人。她为男性所诱惑，为更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作者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写的一篇诗。
我喜欢这作品的精致如同一串珠链，但也为它的太精致而顾虑，以为，倘若写更巨幅的作品，像时代的纪念碑式的工程那样，或者还需要加上笨重的钢骨与粗糙的水泥。”
《封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相见的“媒妁之言”，而胡兰成在这篇文章里对《封锁》的解读，则太像是一篇比拟二人关系的寓言：一个过着甲虫生活的男人在封锁时期吃吃豆腐消遣时光，而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女人被这泼辣的人生的真实所诱惑了。然而一旦封锁解除，电车照开，两人分道扬镳，这一段爱情插曲也便无疾而终。
冰雪聪明的张爱玲是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她看了这篇文章，不会毫无所感的吧？
后人公推傅雷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是有关张爱玲评论文章的第一篇，并认为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是对傅雷的回应，这主要是由于柯灵的《遥寄张爱玲》的误导：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
然而《皂隶、清客与来者》叫我们知道，胡兰成评张爱玲，还在傅雷之前，早了两个月。而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与其说是回应“迅雨”的评论，毋宁说是对胡兰成说“不”，且看：
第九章 与子相悦（2）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地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这里特地将“时代的纪念碑”标了双引号，因为是明明白白地套用了胡兰成的字眼并予以反驳，并非对准傅雷，也没有“不很礼貌”的意思，更非“远兜远转”，依我说倒是颇为“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
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于《新东方》1944年5月，从时间和媒介上也更合乎情理——是看了三月《新东方》胡兰成的《皂隶、清客与来者》做出的反应。如果是回复傅雷，大可在《万象》上予以回复，总不成柯灵不给她说话吧？
至于题目叫做《自己的文章》，也未必是因为柯灵所说的“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倒有可能是同苏青开的一个玩笑，因为苏青早在1943年10月已于《风雨谈》第六期发表过一篇《自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