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重要实验： 测试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包容程度和吸纳能力。董建华的责任不仅是要把香港治理得比英治时期更好，还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现代化的新动力。但就像当年的林则徐那样，董建华只有向香港人、向中央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有效的，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他需要中央的支持，也需要香港社会，包括反对派的支持和合作。如果董建华像林则徐那样失败了，那很可能就是“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港人治港”的失败。琦善当年对林则徐说：“我们都失败了。”今后会不会有人对董建华说同样一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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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五“成为香港经济风向标
居香港十年，最怕听到的事情是火灾。早几年住美孚新村，那是香港七十年代建起的第一个大型屋村，无论设计还是内部设施都已老化，易起火灾。几年中笔者就有两次逃火警的经历，也看到对面大楼起火烧死人的惨景。搬离美孚两年后，那里又发生七死三十八伤的大火灾，影视界名人黄之母也不幸罹难火场。前年夏天，女儿到一家杂志社打暑期工，上班地方在九龙闹市弥敦道的一座旧式商业大楼内。她结束打工返校读书没多久，那座名叫嘉利大厦的大楼就发生冲天大火，四十死三十九伤。看到电视中那一个个极为悲惨的镜头，叫人怎能不心惊？好在女儿的杂志社同事逃上天台，被直升机救走。这个冬天火神爷更是频频降临香港。前些日子因家中有事，笔者借住港岛铜锣湾一处朋友的房子，一月六日下午写稿时听见外面救火车警号大作。原来旁边的一幢名叫金殿大厦的旧楼起火，造成二死五十伤。不到一个月九龙观塘地区半夜又起火警，也是一座旧式住宅大厦，四死九伤。这些起火的旧楼本来就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消防设备不是年久失修，就是付诸阙如。像金殿大厦除了几个根本不能用的灭火筒，没有任何其他救火装置。至于楼内的走火通道，不是给锁上，就是被居民堆满杂物，有的出口处还开了店铺，堵塞大半。如此这般的旧楼全香港数以千计，每幢都可能发生类似的惨剧，为什么还有上百万人住在里面，为什么仍有成千上万个小公司设在里面，为什么他们要拿自己和家人、雇员的性命开玩笑？一言以蔽之，香港楼价太高。以目前香港老百姓的一般收入，一个月全家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三四平方英尺（注：1平方英尺约等于1/10平方米。）的住宅面积。低收入者可住政府建造的廉租公屋，中产阶级若不愿背上二十年的债买新楼，就只能住旧式楼宇。还有数十万近几年刚从内地移入的低收入“新移民”，因为未够资格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要居住七年才行），再穷也住不到公屋，大多挤在那些最破最烂的旧楼里，居住条件极差，如何再有心思考虑安全不安全。这次在观塘火灾中丧身的一名青年女子，数日前刚获准从内地移居香港与父母团聚。同样道理，中环、金钟一带办公大楼每平方英尺的月租低的五六十港元，高的过百，岂是小本经营的公司租得起？旧式商厦即使便宜许多，每月租金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逐年攀升。要那些小老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他们宁可搬到别的大楼里去。不能过于责怪香港人缺乏安全意识，也不能过于责怪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公共利益。真正失职的还是港英政府。那些旧楼内的危险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完全了解，但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去改进，去解决，对许多违法的行为也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只求不出事。政府可能也有难处，若要认真检查，严格依法行事，不仅人手不够，还可能推动旧楼租金大幅上升，使居住者负担更重，境况更差。本月初的观塘大火后，特区首长董建华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商订如何消除住宅火警的长短期措施，打算要求每幢私人住宅楼宇都成立管理组织加强防火。香港舆论对此普遍赞同，并指特区政府已吸取处理禽流感进退失据的教训，变得果断而有效起来。但这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香港楼价仍然高不可攀，下层民众的居住条件也就永远无望改善。而且，高楼价已使香港的商业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再加租不如关门结业”，成为许多中小业者的普遍心态。董建华年前当选特区首长时，就强调要把香港的楼价降下来；去年秋天他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时，正式提出今后数年每年要提供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以实现供求平衡。“八万五”的数字一提出，香港住宅市场立即就感受到压力。恰好那时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利率大幅跳升，股市暴跌，房地产市场一片凄风惨雨，楼价下挫二至三成，大有“硬着陆”的可能。于是，要求董建华取消“八万五”建房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随着特区政府提交首份预算报告的日子临近，围绕“八万五”的争论反趋激烈。支持者认为多少年来高楼价已把香港老百姓害苦了，也日益损害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非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不可。反对者则指责董建华提出“八万五”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如果香港的房地产业崩溃了，整个经济也将被拖垮，百业萧条，“济贫”变成“齐贫”。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想买楼而买不起的民众以及每月每年都要“捱贵租”的租客（包括本地商户和外国公司），当然希望楼价掉下来，至少不要再涨上去。反过来，地产商、房地产买卖的中介商、银行以及所有已买了楼的人，都希望楼价不断上涨，至少不要下跌。特别是已经靠银行抵押贷款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看着楼价一天天跌下去，心中最不是味道。笔者到香港十年，楼价差不多升了十倍，许多人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现在楼市气候大变，投资变成蚀本，每月偿还银行的本息还因利率上升而相应增加，他们岂能不生怨言？但实际上，香港楼市这几个月虽然跌得四脚朝天，但平均楼价也只跌到一年多前的水平，也就是董建华誓言要压抑楼价时的状况。因此，特区政府目前可能做的至少是设法恢复楼市平稳，设法减轻中产阶级买楼还款的压力，而不可能取消“八万五”的目标，更不可能重新支持楼价上升。香港《信报》上署名任慧文的文章引起香港各方的关注。文章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变。不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东西，如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就应改变，不能让港英时期形成的两个垄断（港府对批地的垄断以及大地产商对地产开价与定价的垄断）长期存在，“政府只为地产商和银行服务的现状要改变”，“在共渡难关中，香港垄断楼价的大地产商应有更大的承担”。房地产业本来是香港经济一大支柱，如果只知道压低楼价，不扶持其他新兴产业来支撑未来经济的发展，事情会更大，更难做。九八年是关键之年，很可能将决定香港未来的兴衰。
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
不久前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二百五十名考生，但引来南北媒体高度关注的，却是它同时把十一名面试表现不佳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校方的理由是港大对申请人的成绩与面试表现同等重视，以免出现“高分低能”学生。一时间，内地的众多评论人士对香港大学的做法大加赞扬，更以此来反衬内地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就说： “它让我们看到，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素质教育体制下可能门都进不了。”香港大学是不是所谓“素质教育”的典范，可以另当别论，但这件事情表明香港大学在内地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至少不低于清华和北大。香港有八所大学，由于本地人才资源有限，十多年前就开始招收来自中国内地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逐年增加，尤其是读理工科的。招收本科生则是最近五六年的事情，最初由香港马会每年提供数十个奖学金名额，吸引了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顶尖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劝说内地朋友的子女放弃已被本地名校录取的机会，转来香港就读。他们也很争气，不用一个学期就叫香港同学刮目相看。这两年香港的大学又开始招收来自内地的自费本科生，人数由几十增加到今年的几百上千，每年学费加上生活费要十万港币左右，报名者仍然众多。不久前我到山东省会济南市，就在所住的酒店中遇上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招生介绍活动。如此发展下去，香港有没有可能如理工大学陈文鸿博士所建议的那样，变成中国的教育中心呢？恐怕不行。最直接的原因是香港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太小，根本不能同北京、西安或者上海等地相比，甚至比广州也差许多。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大学确实可以而且应该招收更多来自内地的学生。因为内地有强烈的需求，而香港则有此能力和吸引力，更可由此而缓解香港持续已久的“人才荒”。外出留学在中国内地早就成为风气，香港的大学只是碍于两大障碍，一直无法向内地学生敞开大门。首先因为香港的大学得到政府大量资助，如果到香港以外招收学生，就会被指责为用香港纳税人的钱补贴“外人”。几年前香港一位大学校长就告诉我，全香港的大学共有三千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讲师，实力雄厚，却只能够在这么个小地方招生，把自己困死，教育品质也越来越差，连许多香港的优秀学生都纷纷外出求学，而不愿进本地的大学。
解决办法实际很简单，向境外学生（包括内地学生）按照实际成本多收学费就是了，这样不仅可以不补贴，还能够增加大学收入；香港今天终于这么做了，只是晚了很多年。再就是香港在英国人管治时期后期，严格限制内地人士移入；今天特区仍然沿袭这样的政策，来自内地的学生毕业后一般不能留在香港直接就业。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变，那些享受马会奖学金的内地学生，毕业后只要得到香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