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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她实在割舍不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的打击是接二连三的，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小爱人”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30，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李唯建便萌生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面见，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地通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人生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她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文坛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