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2）
怪人有奇才。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
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丁文江不怕。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中研院曾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