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上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教育体系各有不同、各有侧重，但至少以下几点是一致的或是很接近的。首先，音乐教育并非只是传授技能，培养出一些“匠人”或学门“手艺”，而是培养有理想，重情操，品德高尚，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高素质公民。第二，音乐教育并非只面向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天才儿童，而是面向所有的儿童。因为学习音乐的过程，就是一个培养孩子创造型思维，加强记忆力、协调性、敏捷反应能力的过程，是锻炼孩子们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以及让他们学会坚持、宽容、忍耐的最好手段。音乐还会使孩子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第三，音乐既能培养孩子们的个性，拓宽他们的视野，又能加强他们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意识以及合作的能力，更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播优秀的民族文化，强化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教育方式。
在社会日益繁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提升的今天，教育有了很大的改观，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乐器在很多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风，许多大学、中学甚至小学都组成了管弦乐队或民乐队，一些学校合唱队也从过去简单的齐唱、轮唱发展成多声部合唱，演奏或演唱的曲子也从业余转向专业，优秀的青少年选手在国际比赛中频频获奖。
尽管每一点进步都令人感到欣喜，然而如果据此认为我们的音乐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就大错特错了。冷静地思考，我们不禁会发现：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这种认识的基础并不深厚，底座也不足够宽广。横向地比较，我们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如果以我们的大中城市的所见所闻来衡量音乐教育的水平和普及程度，未免有失公允。何况各民族、各区域的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一味照搬大中城市学习钢琴、小提琴那一套模式显然也不现实。美国虽然也有区域及民族差异，但由于文化和经济上较我们平衡，普及起来比我们容易些。他们的做法是在创造性这一主题的指导下提倡多种教育模式，鼓励当地音乐文化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并充分调动音乐教师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当地特点，创造出最适合本区域本民族的音乐教育模式。这种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有些地区的经济并不发达，但民族音乐资源却相当丰厚，比如陕甘宁地区，各类民歌、各种民族器乐曲丰富多彩，许多都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民族之瑰宝；再比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歌舞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像新疆地区著名的“十二木卡姆”、内蒙古的长调、青海的花儿……所以因地制宜地利用好本民族本地区优势，通过学习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族乐器，继承、传播和发扬地方音乐，形成群众性的、制度化的音乐教育体系，才是深化普及音乐的可行之道。只有把音乐的种子播撒得更广阔、更密集，艺术的花草才会遍地。只有各尽所长，各具特色，百花才会争相吐艳。所以说，质量常常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之上的，我们音乐教育的基座越是宽广，我们构筑的这座金字塔才会越是高大、稳固。
音乐教育是被许多先哲智者所看重的，他们曾以预见性语言，来阐述音乐的教育功能。柏拉图曾认为良好的音乐教育能够提高人的审美观，有助于人们敏锐地识别一切艺术作品和自然界事物的丑陋。亚里士多德则认为音乐直接模仿、表现人的七情六欲，即灵魂深处所处的状态温柔、愤怒、勇敢、克制等及其与之相反的情感特性，因此人们聆听、模仿某种感情的音乐时，也就充满同样的感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通过一套以音乐和体操为两大要素的公众教育体制，是塑造一个人并使之具备良好性情的重要手段。体操训练体质，音乐训练心智。更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这两个要素必须取得平衡的发展。他认为，过多的音乐会使人变得女性化或神经质，而过多的体育会使人变得不文明，粗暴和愚昧。在《国家篇》中他写道：“凡是以最佳比例将音乐与体育相结合，最善于调节二者以符合心灵所需要的人，才无愧于真正的音乐家之称。”当然，这是公元前4世纪的标准，现代的教育远不止这两门，但这两门课程在两千四百多年前就被先哲作为教育的基础来强调，不无道理。更可贵的是其所言的平衡性，也就是说人需要全面发展。
音乐教育面面观（4）
柏拉图甚至写道：“我不关心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他希望：“让我制定国家的歌曲。” 虽然法律一词在古希腊语中含义十分宽泛，但可见柏拉图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并极其关注音乐对人的影响。这与早他一百年的孔夫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说法可谓是异曲同工。
当今的一些发达国家，音乐早已被列入“大六门”之一，与数、理、化、文、史五科并驾齐驱。例如，法国把音乐教育当国策，对艺术教育的总投入预算达14亿欧元，强调让所有的孩子都唱起来，让所有的学校都建立合唱团。而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一切围绕着分数转，“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陈旧观念仍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些人的眼里，唱歌、弹琴属于不务正业，即使学习，也不过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事情。在校的学生中，很多人急功近利地只追求眼前的分数，关心如何获取高分，而无心享受学习的过程和它所带来的快乐、启迪，不关心知识的实践。这种状况同样存在于众多的琴童及家长中。为了一技之长而功利性地学，而忽略了沉浸在过程之中边欣赏、边体味、边探索的乐趣，使得本身艰难的学习显得更加枯燥。所以，我们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距离并不仅仅是方法、形式等具体细节上的不同，而是源自于认识和理念上的差异。
人民生活日益富足了，只满足于经济上的富有是不够的，精神上的富有更为重要，也更加有意义。当人们的财富与文化、修养反差过大时，即使是腰缠万贯仍不能赢得别人由衷的尊重。因为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用财富堆砌的，而是形成于文化、艺术日积月累的熏陶之中。就我个人体会而言，即使同样身居要职的人，由于艺术修养、造诣的高下不同，从一言一行中所体现出的品位和素养就大不相同，亲和力、凝聚力以至于人格的魅力都有悬殊的对比。
对于今天拥有良好学习环境的孩子来说，课堂学习固然重要，各科知识都需要努力掌握，因为知识积累多了，就会产生智慧；同时还要加强艺术素质，因为艺术修养积累厚了，才会产生情操。一个拥有大智慧和真情操的人才是我们要努力塑造的人，也只有个人专长与艺术修养完美结合的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才真正符合我们今天社会的要求，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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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教育（1）
把教师比做园丁，是一种很形象、也很恰当的比喻，因为教师如同园丁那样精心地种植禾苗，培育花木，以期“桃李满天下”。园丁和教师有着很多共通之处，他们肩负的责任是一样的。
在耕种上讲究不违农时，该播种时就要及时播种，否则耽误了最佳时机就会影响收获；该补充养分时就要及时地浇水施肥，否则禾苗就不能健康茁壮地成长；该除虫时就要及时地对症下药，否则任其发展就可能损失惨重。就像我们家里种的葡萄，年年丰收，可年年都被不知名的甲壳虫、马蜂以及叫声极其动听的鸟儿们分享，最后真正能吃到嘴里的已所剩无几了。
植物成长是有规律的，人的成长，同样存在许多规律和潜在规则，如果了解和掌握这些成长的规律、懂得教育的规则，就能够抓住时机给予恰当的指导。比如从孩子刚出生开始，就在他们运动、认知以及语言等等的关键期，给予他们本阶段所需要的帮助，就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对孩子的叛逆时期及青春期有所了解，就会有所准备地对待逆反心理和其他可能出现的种种心理问题，从而少走弯路。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过：“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能够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已经受到教育了。”每个孩子，从出生开始，无一不对眼前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充满了解它、探索它的渴望。他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因为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还很陌生，新奇和未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所有的人，生下来就希望懂得一切。”所以只要恰当地引导，孩子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进而养成一种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孩子们在学龄前，如果用做游戏、讲故事等他们喜欢的形式，让他们感受和认知社会，他们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并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很多学习可能被孩子认为是玩的一部分，成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边玩边学，并不觉得学习是一项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又比如，在学习语言的阶段，用讲故事、背歌谣的方法让他们练习语言的韵律，记住其中的一些内容，他们也会以此为乐事。教育者不必单纯追求他们是否会“念”，是否背得一字不差，而是要激发起他们的兴趣。那些在不经意的玩耍间被灌输进孩子大脑的知识，可能会在他们脑海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从而奠定他们知识的基础，并或深或浅地影响孩子今后的发展。
学习音乐的道理也是如此。生命从萌芽到诞生，美妙的音乐就开始与之发生共振，对稚嫩的生命产生微妙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使他与外界的沟通多了一条途径，使他从音乐中获得美感、悟性和力量。当孩子咿呀学语时，如果人们能经常为他哼唱歌谣或让他听一些适宜的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