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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左翼前后（3）
周扬派人反复游说鲁迅，让他加入协会，他都加以拒绝。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这种决绝的态度。 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在“大家族”的主持下，中国文艺家协会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到会达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以及协会章程。组织庞大，机构重迭，颇有衙门化的倾向。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等办的《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可笑的是，大会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的慰问信。 鲁迅曾经参加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有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鲁迅作过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由，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则强调宣言者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一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被泯灭。 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鲁迅说过：“《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他是看重个人实践的。对于文艺家协会，由于是脱离了文艺家的个人实践而成为“吓成的战线”，所以他对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时，这样下断语道：“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 事实上，不多久，协会也就无疾而终了。 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 冯雪峰此行的任务是在上海各界，包括文化界，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了解和寻找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并将有关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他到达上海后，次日即来到鲁迅家里。见面之后，他想不到鲁迅会冒出这样的话： “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的吧？” 冯雪峰一点也不了解鲁迅的处境，不明白这些感慨从何而来。鲁迅说话很平静，并不需要什么回答似的，甚至让人怀疑他在独自赏玩着他的牢骚： “近来我确实觉得有些乏味，真想到什么地方玩玩去，什么事情也不做……” “我成了破坏国家大计的人了……” “脾气也确实愈来愈坏，我可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 接下来，鲁迅才陆续向冯雪峰谈了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包括生活书店，《译文》，以及与茅盾的关系等，毫无保留地发泄对周扬、夏衍和田汉等人的不满和憎恶。最令他气愤的，是因为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和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而遭到的各种攻击。 按照原定计划，冯雪峰很快同茅盾见了面。关于上海文艺界，他了解到，茅盾的基本倾向接近周扬，而与胡风相对立。对于胡风，茅盾竟毫不掩饰内心的不满情绪，这是他意想不到的，最早见到党员是周文，其次是王学文。大约过了二十天，冯雪峰请王学文约周扬见面，周扬拒绝了。周扬不相信他是从陕北来的，要他把证件拿出来，并且散布说他“假借鲁迅名义”等等。其实，冯雪峰遭到拒绝的真正原因，是他到上海以后，没有首先找周扬和“文委”的人，而先找了胡风，特别是没有和他们商量之前，就和胡风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与“国际文学”口号相对立。 早在1934年10月，周扬就以“企”为笔名，在《大晚报》副刊上介绍苏联的“国防文学”，并提出“国防文学”创作在中国的急迫性。一年后，周立波撰文进一步明确“国防文学”的内涵，何家槐等也发表了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列举岳飞、文天祥等古代文臣武将，鼓吹“民族英雄”的“复活”。在中国，“国防文学”作为一个口号而被大力提倡，是由周扬定调的。1936年2月，周扬征得文委内部的胡乔木、夏衍、章汉夫等人的同意，设法在组织上传达贯彻口号的精神，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和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于是，不仅上海、北平、广州，连日本东京的左联盟员和文化界，也都纷纷发表赞成这一口号的文章，迅速形成一股“国防文学”热。 胡风是在一篇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中，把新的口号提了出来的。文中阐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的现实的生活基础，以及反映在文学方面的新的美学基础；特别强调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以及有着统一主题的文学与人民大众生活的血缘关系。 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徐懋庸和周扬的反击。冯雪峰怕把事情闹大，给“统战”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力，便制止胡风作任何解释。但是，文坛很快分成两派，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拉开了战幕，“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和“国防文学特辑”也都在刊物上出现了。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解散左翼前后（4）
就在这时，鲁迅病倒了。 也恰在这时，鲁迅收到一个署名“陈仲山”的“托派”来信，以及附寄的刊物。但是，他已无力复信，便把事情委托给了冯雪峰。此外，冯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动》一文，表明了对两个口号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赞成的文章并不多，而宣扬“国防文学”，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文章却连篇累牍，有增无减。后来，连郭沫若、茅盾都卷进去了。对于两个口号的态度，可以说，茅盾是骑墙派，而郭沫若自始至终是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的。 一天，鲁迅收到徐懋庸的一封信。信中批评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又说，“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鲁迅支持这一口号，自然是“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又批评鲁迅偏袒了“胡风他们”，“巴金和黄源之流”，所以有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等等。此信表面上是攻击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鲁迅十分清楚，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仍是那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分明白天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鲁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现在，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冯雪峰见状，怕鲁迅的身体应付不了，便主动提出代他草拟复信稿。鲁迅看了拟稿之后，表示要重新写过，后来又补充说，前面部分可用，后面部分还是得由自己写。过了几天，冯雪峰再到鲁迅家里时，稿子已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划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冯雪峰代拟的前面部分，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