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互敬互让……这都不错，这些爱情幸福观我都赞成。但在我们身上除了某些情趣一致外，其他的我们多不合拍。我们是两个有很多不一致的人。我们真正感到满意之处，是我们都很看重这分感情，她的纯度是很高的，没有掺合功利的杂质，否则它不会降临在农村，降临得那样快，而且后来也未生变故。若考虑过功利，那发出和接受这分情感都会顾虑重重，后来也会生变故。。那时我们是真的不甚明白利害，若有今天这么明白，这个故事就是另外的写法了。那是我们都不成熟。但话说回来。人一旦成熟，十分理性的恋爱，那还有几分真情？这实在是个两难的选择。所以说它像押宝。
我不敢说我们真有多么纯真，纯真二字担待不起。我只能说这段爱情建立的心理过程和事实过程都很简单。不象别人的那麽复杂。因此它显得比较自然，自然得就象地里长的一样。爱情就像一颗种子，随风飘来，落到我们心田，就开始发芽。我们没有在心里权衡过利害得失。也没有听别人替我们"；参谋"；"；顾问"；过。连家里人的意见也没听过一句。。尽管我们要发愁的事多得不得了，但却从没为我们的关系发过愁。这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人生全部的幸福，爱情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幸福的爱情，可以说他的一生并不幸福，或并不十分幸福。
待续 22、分裂
22、分裂
22、分裂
我的日常生活则远远比不得爱情的幸福。命运中的众神不象爱神一样的眷顾我，他们要冷酷得多。
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无数的困难压在我们头上。八个人有一顿没一顿，过了今天不想明天。我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对谁也不吭一声的沉默感到厌恨。这个幼稚的小集体在困难面前显出了它是多么的无能。当然，如果仅仅是王源钊、杨觅知、史山明和我，情况也许会不同些。困难还在于我们负起了救助张魏陆董的义务。这个家庭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急剧的扩大了一倍。
张征智、魏可箴、小陆都是明事理的人，也能吃苦，踏实肯干，都是本分人，住到我们这边应该说比我们的心情还难受。他们心底里很想能尽力来减小这个大家庭的困难，只是无能为力。小董可能从小在家里干得很少，家里条件也不错，没经历过艰难，他无忧无虑。要说家庭条件，张征智、小陆家相对来说也不差，有点接济。但要解决八口之家的困难，无济于事。更何况长期吃大户的作法任何一个集体都是行不通的，搁在谁的头上也承受不了。而我们这边四个，前面已经讲了，三个家里都不是很好，而史山明过去父母都是南下老干部，条件优越，现在父亲已去世，家里一下塌掉了大半个天，比不得先前的日子了。而我们自己在乡里去年好吃懒做快活一年，现在已是家徒四壁，自己都嫌多个人影，再挤进四个人来。情况恶化到无以复加。
沉重的负担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如果是个成熟懂事的集体也许可以团结在一起克服困难，我们欠缺的正好是成熟和认真。分裂势所必然。等到这个大家庭再冒不出烟的时候，看来只好开小灶了。
那些天大家把话闷在心里。王源钊心事重重，有时发几句牢骚，看得出来，他那时处事比我们稍稍成熟些，生产队对他反映都不错。可那有什么用，他也不可能出头负起领导责任来。杨觅知只要哪天能借到米，吃了一顿饱饭就穷作乐，逗他的狗。（我们还喂了狗，狗不嫌家贫。这狗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被打了吃了）史山明正在谈恋爱，忙得顾不上生活，没吃了就到外面打游击，蹭饭；我也跟他一样。我们这副样子我是最怕书薇来看到了。我们这个家过去也曾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现在穷得揭不开锅。她要来看我，连条坐的板凳都没有，当柴火劈了。同学间的关系已经有点异样。她来了场面会很尴尬，我的脸上实在无光。
最不好受的是张征智，魏可箴他们四个人。他们住在我们一起不能说好，因为实在不好；又不能说坏，住在别人屋里怎么能说坏呢？只好不吭声，忍饥挨饿去出工。
八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把困难提到桌面上来。这本来是唯一的办法。。生产队不会管我们。要解决问题根本的还得从自己入手。我也想过，要有本账，让每个人的花费和捐助是明明白白的，稀里马哈，今天吃我的，明天吃你的，看似和睦，实际大家心里并不认同，时间一长就没有拿的了。出工也不会积极。有的出工有的睡觉，又是吃的大锅饭，短时间没问题，时间一长出工的还愿意这么干吗？大家都不出工，明年又吃什么呢？谁能知道我们在乡里要熬到那一天？亲兄弟明算帐，这句古训才是维持长久之计。但我没有讲出口，也没有人肯商量，连我们这边的四个人之间也没有商量，总觉得朋友之间一本正经谈经济问题是小气，不好意思。而且怕误解。哪个先提出来，就是哪个小气。不想事的反而显得大气。结果我们没有一个人吭声。
我们真是幼稚到了极点。什么叫没有饭吃？这就是千真万确的没有饭吃！我们有时一天仅吃一顿藕，还是靠赊账买了队里的。那藕是碱性，吃到肚里刮油，反而更觉饿。八张嘴缝起来有一尺多长，要日进斗米，米缸却常常是粒米皆无。有时借了点谷，这本是喜事，可是连挑到大队的机房打米去都磨磨蹭蹭。好容易有人把米打好，又要等有人愿意出去寻烧的。水缸常常是空的，没人勤快挑水，就不用说烧开水了。菜园更不要提，没一个人想起去种菜，也没人出去偷菜了，不是改邪归正，是不愿无端做贡献。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个大家庭的意志是完全垮了。每个人，包括我，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已经丧失了共同战胜困难所必须的积极性。这样的日子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却又没有能力正视现实，认真商量怎么办。
既然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一个能主事的头，那就只有散伙，我越来越这样认为了。
待续 23、我的反思
23、我的反思
23、我的反思
大家庭散了，虽然它是情势所然，并且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但是，对此我负有我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责任在于我没跟任何人讲过我有什么主张。这个集体虽说是幼稚无能，谁也不能牵头负责，但我自己根本也表现不出解决困难的能力来，又不能自甘吃亏，还自以为为大家申领了布票棉被，大家对此不该无声无息。由此而产生怨怪情绪。甚至比所有的人都轻率急躁，在没有作任何商量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解释，就主张散伙，跟谁赌气似的。根本没想这一散，就很难弥合。当然，就当时我们的水平来看，即使商量，恐怕也商量不出什么结果的。但这不能掩盖我的无知轻率鲁莽。为此，我今天想来都感到十分愧悔。试做一回事后诸葛亮。如果历史重来一遍，又会怎样呢？我想结果还是一样只有解散。然而，我们会以十分理性的方式把话讲明白。而不是闷声不响的把碗敲碎。虽然结果一样，但是做法不一样，这就是幼稚与成熟的区别。悔，就悔在太幼稚。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成熟，即：无论怎么艰难，坚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不饿死人，八个人都很有涵养地一声不吭。大家庭就维持不死不活既不散伙也不团结的局面。不可能团结。一个集体，如果组成一个家庭共同生活，人少好说，像桃园三结义，靠义气能维持。超过一定的人数，要团结就必须有一个自然形成的，有威信的核心。像水泊梁山，虽然都是一帮讲义气的弟兄，也非得有个宋公明挑头。即使是今天的犯罪团伙，也必须有个黑老大坐庄。而这个条件我们当时不具备。除非选举，公推一名家长。这种水平我们当时更不具备。那简直可以媲美五月花号那些奠定了美国立国精神的英国劳改犯了。既然这些条件都不具备，那就只有这么既不散伙又不团结的耗着。其结果，我想是最不可取的。表面上的门面也许维持下来了，实际上酝酿和积累的矛盾更多，冰冷阴沉的氛围会窒息空气，耗尽每个人的活力，彻底伤害彼此的感情。后患无穷。历史重来一次，我宁肯再选幼稚也不选这样的成熟。
（事实上那次幼稚的分裂以后，并没有动摇我们的感情基础，等我们成熟以后，就有可能理解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对此，我感到庆幸。）
散伙的客观原因则是八口之家太大了，困难太重太具体。加之大家既爱面子又无能。正是《红楼梦》里讲贾府，吃饭者众，“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人”。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八个20岁的毛头小伙突然之间，临时凑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家，无人主事，是能混过去的吗？
八个人分成了五起。尽管事实证明分开确实比八个人捆在一起好，各自想办法，除了小陆跑回家里去了外，终于都能坚持到队里的第一颗谷子打下来（当人民公社濒临绝境时，不是分田到户解的危吗？）。也尽管我们没闹过一次意见，没吵过一次架。但是一个屋顶下五口灶，这样奇特的关系总叫人别扭。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过了，坚决向队里要求去喂猪。
队里喂猪本来已经派了张征智。张征智是那种脚踏实地，性格平和，随遇而安，而又不乏冷幽默的人。高知家庭出身，竟是我们知青中最早学会篾匠手艺的。他编的斗笠，织的花篮（一种精巧的渔具）、打的草鞋农民都愿出钱买；他又是知青中最早学会用牛的，耕田耙田打滚把牛使得团团转。而这在乡里一般都是四…五十岁老农的活。掌握了这个，再学会泡种，那就等于取得合格农民职业资格证了。我们八个人当时只有他到了这个层次。队里可能是想全面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