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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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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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64岁。这么一家大医院垃圾产量相当可观,他一个人每天拖一张板车,带把铁铲扫帚,把全院各个垃圾围子里边的垃圾掀进板车,运到6里地外的城郊,现时火车站的地方。一天要拉三、四趟。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因为一休息,垃圾围就满了,前一天没干完,第二天还是你的,医院根本不会安排人帮忙,他也根本不敢诉苦,只能默默地干。这一干就是几年,快70岁才换了扫地的工作。

  我想,出这主意惩罚我父亲的人现在想必早已退休了。他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让他来干这活,无节假,拿最低工资,一直干到70岁。他若有勇气活下去,那都算英雄,通令嘉奖。可他当年何能忍心让一个6…70岁的老头子干这么重的活?当然,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应该归罪于那条极左路线。但这些个具体主意难道不是具体的人非常具体地想出来的?极左的罪恶难道就只有路线的责任,而没有个人的担待?人性的沦丧与极左的猖獗是互为因果的。路加福音讲,耶稣对主张惩治那个失身妇人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人。有这样自省精神的民族有福了。前些年,于杰等人热议过一阵全民族的忏悔,我想并非多余。我们之间谁可以拿石头打人?

  第二天,我到了垃圾场,爸爸的板车停在路边,他坐在车把上抽烟等我。他抽的烟是自己切的烟丝自己卷的。我给他看我们学校开的证明,说要到医院借钱,要他打张借条。爸爸不肯,怕遭拒绝。我说我没有棉衣,我去的是湖区,风大,要求借钱总不算罪吧?他勉强肯了,写上借30元。我拿了借条帮他拖起板车返回医院。没想到医院政工部门和财务科什么也没说,非常顺利的借钱给了我。

  我借到了三十块钱,象办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回到家中,妈妈立刻给我做了件棉大衣。几天来,阴愁的情绪稍稍缓解一点,大慨是觉得医院肯借钱,总算是一种人道的创举。多年来,我们看到它对爸爸的态度,只有拒绝而决无同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3、离乡
3、离乡

  成行的日子越来越近。天气也和心情一样,阴沉沉的。这天我跑完几个同学家,已经快天黑了。云层厚厚的,北风紧吹着,要下雪的样子。我加快脚步往回走。到北门城门口时,我突然一眼看见了妈妈。她朝着我们学校方向走,蹒跚着脚步,注视着行人。可是她没看见我,还是我走近,拉了她的手,她才看见我的。我问她到哪里去。她扁着嘴,不回答我,只牵着我的手往回走,两眼直直地望着前面,手把我抓得紧紧的,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我猜想,她是等我太久,怕我出什么事。我越是要走了她越是心不安,她想要我在她跟前呆久点,好多嘱咐我一些话,她这是舍不得我。我真应该早点回来的,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

   回到家里,天完全黑了。家里没有亮。莽莽一个人坐在黑暗中,见我们进来,就自己走进后房,再也忍不住,啜泣出声。今天她的户口注销了。要知道计划经济、城乡两元化社会,有户口就有口粮、有户口就可能有工作、有户口就有各种票证、有户口就有合法身份、没有户口叫黑人黑户;户口就是人的命根。莽莽虽早已决定要下乡,但户口一直没迁,像鸵鸟把头插进沙子,不想接触这个现实,一直挨下来,知道再也挨不得了,今天才“自觉”去派出所注销了。现在手里拿着被注销的那页纸,坐在后房,独自伤心。妈妈见状还是一句话不说,走进厨房,默默地为我们去做饭。此时她像一只不能保护自己翼下小鸡被捉的老母鸡,再不能为我们多做点什么了,心中唯有凄凉。

   

  第二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天不亮,大姐来了。那时她在五七干校。她来为我们送行,送给我和莽莽一人一个军绿色的饭盆,提了一食盒红烧驴肉来,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们都没有多说话。李艺林、吴可敏来了,她们邀莽莽一起走。随后,我也走了,总算都还平静。

   迈出了家门,走进了社会,我似乎觉得开阔得多,整个社会好象不是先前那样冷酷。我们来到学校集合上车。留下不走的老师同学向我们热情地挥手。同命运的同学在车上并不老是愁眉不展,车一开动我们就恢复了平日开玩笑打闹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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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4、村子里来了些无知识青年

  牛鼻滩在常德市的东边,坐船沿沅水而下,两小时就到了。

  这就是牛鼻滩。站在江堤往下看,一坦平洋,一片绿野,几条沟渠把它切成几块。团团绿树环绕的便是村庄,它们总建在稍高的土丘上。

  公社为我们长沙来的一百多名知青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通知各生产队派人把我们领走了。三中的同学全到黄溪堰,二十一中到百家湖,其它学校的分到兴丰。

  我、杨觅知、王源钊、史山明分在一个生产队_黄溪堰十六队。对这种安排我很满意。我不愿跟莽莽在一起,免得受约束,认为我们四条汉子结成一团,生活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快乐。

  农民们挑着我们的行李,二十来里路很快走完。当天,我们被安排到社员家过夜。

  农民们围了一屋。刺鼻的旱烟味、昏黄的煤油灯光、陌生而又惊喜的眼神包围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客,认定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搞过年把两年就要回城。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家庭既是“统麻的”,下了乡就不是只到乡里打过转。闻革中,长沙有个知青的造反组织,叫“红一线”(来自农业第一线)。这些人家庭出身跟我们一样,闻革前就下了乡,进城造了两年反,只为一件事户口回城。哪里回得了,到如今已有4…5年“知龄。为了区别于我们,人们叫他们“老知青”。其实我们走的将是同一条路。农民不信,他们说社教、四清时,工作组来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了一阵,都要走的。

  这个时候的我们故作豪情满怀,说下放不比社教,社教是工作组教你们,下放是你们教我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顿胡言乱语。又拿出纸烟来招待老乡们,全是“金纸纸”包的湘江、红舞、光荣。都算那时的高级烟。一副穷鬼显阔的摸样。看他们恭恭敬敬接过纸烟,口中称谢谦让:“您吃、您吃”。那身份的不同立刻显示出来。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恰好相反,是想做得尽量跟他们接近的样子,故作姿态,充好汉,装里手。掏出塑料烟嘴,歪刁在嘴角,那烟也索性撕了纸盒成把地甩,却越发衬出他们的谦卑和我们的狂傲无知。我们这时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十几岁的学生伢子,偏要装出一副久经风浪的老练派头,十足的幼稚可笑。村子里其实来了一群无知识青年。但是农民们倒不介意这些,他们能原谅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小节,善意地讥笑我们做家务闹出的笑话,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们不爱出工。

  头回出工就让我们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每天清晨走5里路到拦马口修一条渠道。站在淤泥中,从沟底向外掀泥。我们是穿着雨靴干活的,农民们非常羡慕。而他们情况好的也只能穿双解放鞋,那可得小心又小心,免得陷进淤泥中拔不出来;大多数则要打赤脚,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脚冻得彤红。我们羡慕的则是农民们象骆驼似的能耐劳,他们从早到晚一直是那样不急不忙的干下去,掀起泥巴来潇洒自如。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天职。我们自以为搞过些体育锻炼,也爱打球、游泳,搞劳动不在话下。可是抓了几下掀板,全都不中用,不是上体育课的味道,感到又累又乏味。午饭也在工地吃,是集体开伙。冰冷的饭菜找块干净地摆上,人围一圈蹲着,就着北风下咽。

  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工地我们是爱去不去了。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那意思就像是专门等洪水来冲似的,反正不值钱: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不好惹。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

  但是毕竟这是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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