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情绪渐渐好起来，因为雨停了，我们已经走出了工地附近泥泞的田间小路，走进了早已干涸的长满草的英湖，脚下利索多了。
茫茫荒野中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远方，几十里路除了我们再不见人烟。长久以来，我心里藏着个古怪的念头：希望有那么一天，能跟书薇在一条老也走不完的路上走，视野所及只有我们两人；有雪花、有风，牵着手，不讲话。路越长越好。这么个儿女情长的怪念头，自己也觉得有些荒谬，做隐私藏在心底，没跟她讲。没想到，机会就是今天。我和她怀着一种久久压抑后的放松，听着远方似有若无的呼唤，踏进一片无人的旷野，朝着牛鼻滩方向走。那路长着呢，50多里，比我憧憬的还好。那情境其实是很难有的，可遇不可求。浪漫、温馨，像一部电影。 。。
71、屡试不第是意料中的意外
71、屡试不第是意料中的意外
回到公社才知道，这次的机会原来是负责牛鼻摊区教育工作的何支书、负责公社教育的黄办事员给我们的。书薇在学校教书，他们都认识书薇，对书薇印象不错；同时他们肯定也记得我写的那篇现代八股文。他们就是当时作文的阅卷者。眼见又有了招生机会，想提携我一把，让我再试一回，把童生结束了，扶我进学。这一方面是书薇的关系，一方面也有惜才的意思。看我上次八股做得那般知趣，顺着考题指引的方向，按套路歌功颂德，似乎懂得些革命现代制艺规矩，即使比范进差，不中举也该中个秀才。应该讲，他们这方面的意思也是明白的。总之就是要帮你。这两位教育界的前辈本质上是非常好的老教师，习惯用育人的眼光看人。
我们填了表。表是区教育办制定的，好像是去一所技工学校，株洲一家大型工厂的技校，但又没讲明。虚虚实实不太像真的。
第二天，我一个人再度跋涉50里，到工地把我和书薇的行李背回。来回100多里，虽然苦不堪言，却也干劲十足。一天就包干了。
此后就等学校的通知。从年前等到年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初。人们像把这事忘了一样，一句话也不说。这事就有头无尾的结束了。我们一个也没走。
这事我们自己做得也有欠缺。现在我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无论走不走得成，都有必要去找找何支书，黄办事员。他们给了你机会，你怎么就糊里糊涂心安理得一声不吭地等通知呢。你就是没有走成，也该表达谢意。这是我们做人火候不到，太嫩，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见我们学问文章都很差。
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呢？其实很简单。我是听说去长沙外调的是黄办事员和另一个老师姚运来，就不敢找他们了。一涉及调查家庭，我就心虚，不敢打听。书薇当然也是一样。
过了很久，听殷京乡聊天时说起，确证还是家庭问题。据说他们到医院，看了爸爸的材料。那是漆黑一片。殷是从何支书，黄办事员那里了解的。他说的有点含糊，我也不敢问清楚，越听越怕。原来，爸爸不光是右派问题，而且历史还复杂得很。说他1927年曾是共产党，后来又叛党，又加入国民党，还是书记，又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我当时听得头皮发麻，脑壳都懵了。连殷京乡也只摇头：“你家里怎么是咯号情况罗。”
真的，怎么是这号情况？虽说学校去不成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家里情况这样糟还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些事我从没听说过。几十年的洗脑加专政，自然使人感到它们没一件是好事，都当罪恶遮掩起来，连家人中也从不提起。其实，爸爸的问题纯粹是我们对历史的无知。若干年后，翻看父亲填写的履历表和对组织写的自传，我们才略知一点真情。
72、档案中的父亲
72、档案中的父亲
家庭出身曾经是我们心头创巨痛深的一块伤疤。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父母的政治生涯会对你整个一生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所以，在讲到我们的农村岁月时，就不能不讲讲我们的父亲。
父亲的档案材料并非捏造，它也是有事实有根据的。但这些事实根据却由于无知、或是简单蛮横，便捕风捉影罗织成罪名了。
我父亲成笠稳。1904年出生于长沙尊阳（金井）乡一个平民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懂些医术，祖传薄田十几石，靠田租难以为生，因此祖父还设塾课徒，祖父母有儿女五个，三男两女，父亲最小，因二伯父后来过继别房，所以父亲排行就成了第四。到祖父手里，家境日渐贫乏。大伯和三姑早年夭折。父亲三岁时，祖母便带了三个孩子进了长沙城，落户书院坪，靠祖母和大姑刺绣为生。剩下祖父留守乡下。祖母颇有识见，尽管贫穷，也要父亲进新式学堂。从长沙一师附小毕业，进广雅英文专修学校，为的是将来好进邮政局谋个铁饭碗。终因家贫辍学，邮局没去成。经人介绍，到学堂教书，至1927年。
这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当是时，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长沙尤为风暴中心。其时，湘省当政者是国民党的唐生智、张翼鹏等和共产党的李维汉、郭亮等，属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宋庆龄、陈独秀、谭平山等领导。长沙城内革命气氛高涨，打土豪、斗劣绅、工会农会纷纷成立，“痞子运动”正闹得欢。父亲时年22岁，在县立15高小教书。学校同事中有人是共产党，此时表现极为活跃。父亲与其有交往，偶然遇上也曾参与活动一二，只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提不到救国救民，为人类求解放的高度。他不是块政治料。同事也并无言说入党之事，更谈不上履行什么手续了。
不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情势骤转。该同事被捕，胡乱供出父为同党。父亦被捕。其后同事登报申明脱党，愧疚之余，代父在申明中也签了个名字。对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只在放他出来时才闻其详。当然他也没有要求当局重新把他关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也无认识，没必要坚贞不屈，那会有点滑稽。本来就没入，又如何争辩说不脱呢？当然，更主要恐怕还是太年轻，不能料及政治的凶险。要一口咬定不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申明脱党，才不致有后患。不过这也只能是在清明盛世才能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耐烦跟你这样认真？真要叫真，那就把你关一辈子，慢慢查。现在你不叫真，当局也懒得辨其真伪，图省事，具结悔过就放人。就这样出狱了。（此一时期的形势背景可参阅后来在台湾的许克祥、何健等人的回亿录）
从“入党”至“脱党”，父亲自己始终不知道。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这段经历是我父亲自己讲出来的，他不讲，谁个能查清？我父亲过去用的是族名，现在的名字是后来改的。从这点看，我父亲对党是够诚实的。不料，日后这就是你不打自招的“叛党”。（当然，这种说法我并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中见到过，只从殷京乡口中听说，他只可能是从外调人员嘴里知道的。即使要扣帽子，也只能说是“脱”，而非“叛”。而事实是连“脱”都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没入。至于官方材料到底怎样记载，只有天知道，档案在闻革后都销毁了。闻革后填写的履历表根本就无此记载）
马日事变后，父亲回家，从祖父习国学和中医，凡三年。1930年，为生计，赴汉口到了胡宗南的军队，在某工兵营任书记，实乃今日军中之文书。以讹传讹，这便是当了“国民党的书记”。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军队中并无基层组织。军中成立党组织、派政委，这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建党建军思想。支部建在连队、营以上设党委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建军原则。我们此时的人事、组织部门和招生人员把国军当成了共君，想当然地以为工兵营书记，就是解放军的营党委书记。这就叫兵遇到秀才，有理也讲不清。
余者说他还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等等，那更是一团乱麻。这些组织无不有其时代的、历史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而其成员的参与，也无不有其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何况时隔40多年，你看如何说得清。真要讲清它，每个人的档案都会写成200页的学术专著。也幸亏那时招生人员（还有我）无知，他（我）要搞清了复兴社就是后来的军统，会把我至少吓出个脑震荡来。可他（我）要进一步搞清复兴社、军统其实是为对付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而成立的，在抗战中不但无过，反而有功那却要等到实事求是后的今天。但我既不想为父摆功，也不想让父受过。老实说父亲在复兴社只混了几个月，他只是这个群众社团组织中的一般成员。而复兴社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力行社的成员才转变为军统，这与我父亲就毫无关联了。不久他离开了该组织，参加了三青团。他大部分日子是在三青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做事，后来在重庆北碚三青团筹备处任代理书记。所以复兴社、军统有功也好有过也罢与他关系都不大。
王蒙说，凡把事情说得跟小葱拌豆腐一般清白的，万不相信他。是至理名言。旧社会，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人，又有几个是24K的布尔什维克？想起周恩来，卷入顾顺章一案中，被人用了个伍豪的化名登报脱党，引出一段公案，四人帮揪住不放，使他到死不能瞑目，进手术室前竟竭尽全力喊了一句“我不是叛徒。”令人悲泪欲滴。开国元勋蒙冤无助，凄惶惨惨一至如此，遑论他人！所以这一套若不废除，终要搞得人人自危，国无宁日。
但我父亲头上最要紧的紧箍咒还不是这些，而是19 57年获取的一顶右派帽子。以上种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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