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呀，都已经到年关了啦……不知咋的，竟突然冒出了这种“女性用语”。
熨烫大堆大堆的衣服，戴着老花眼镜麻利地缝补衬领——也不知为什么，一旦这样“索性坐到地板上”做起家务事来，就会顿时感到自己摇身变成了“母亲”。不知何故，就连发出的叹息也散发着潮气，而做针线活时，无意中在头皮上磨磨针尖，疲劳时把手伸到后颈里轻轻拾掇和服领口的动作，也都俨然是《麦秋》①中的杉村春子②，或是《晚春》③中的高桥丰子④。
或许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内被烙印上了这种运用身体的“语法”吧。
通过家务劳动而发生的身体性的“性别转换”，与电梯做自由落体运动的坠落感颇有几分相似。摇身变成“母亲”的我，突然对世俗的种种变得满不在乎了。我非常珍爱这种“满不在乎”的感觉，然而，这种做家务时油然而生的身体感觉——我所喜欢的“母亲似的心境”，又有多少男人能够理解呢？说来，这样的人实在不多。（据我所知，也就只有铃木晶⑤先生之流了。）
从卧室哧溜哧溜地平行移动，接下来开始擦拭厕所和盥洗间的地板。盥洗间的地板从远处看上去倒是干干净净的，可实际上，角落里还残存着由尘絮、发丝和洗衣粉纠集起来的顽固垃圾。
擦呀擦呀。
读了《爱玛》之后，发现像这种“扫雪”之类的工作全都是由“仆人”来承担的。而主人们所做的，就只是吃饭、抽雪茄、散步以及谈情说爱。
可是，完全没有体验过这些工作就终结一生的人，不也失去了碰触“某种东西”的机缘吗？
家务事与“西西弗”的苦恼十分相似。无论如何打扫，每天都仍然有垃圾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不管怎么洗涤，要洗的衣物依旧是有增无减。就连我一个人居住的房间，为了维持其间的秩序，也只能不断地投入到家务事中。稍一偷懒，家中就立刻走向了混乱无序的深渊。所以，就像西西弗把从山顶滚下的巨石重新推上去一样，我也不得不时时将堆在走廊角上的尘埃掏将出来。
擦拭着盥洗间的地板，忽地想起了“哨兵”这个词。
为了不让人类世界被混乱无序的深渊所吞噬，守卫在悬崖边上，以厘米为单位，每天将人类世界一点点地推离悬崖。而这就是哨兵的工作。
家务事也给人“这样的感觉”。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感，也没有人付给你报酬，更不会得到社会的尊敬。但若是没有人默默地“扫雪”，那么，人类的秩序便会坍塌崩溃。
当少年霍尔顿？考菲尔德被妹妹菲苾问及“喜欢做的事”时，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唯一想干的工作的：
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161页）
高中时第一次读到这个地方，我对它的意思完全懵然不知。
那个所谓“混账的悬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可是，随着我渐渐成长，经历了爱和恨、破坏与创造、邂逅与分别，尝试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也算是明白了个中几点。
其一，对于世界来说，绝对需要有人来充当“守望者”。
“守望者”是一份颇为苦闷的差事。
正因为是“仅只有小孩子的世界”，所以这种工作才显得非常必要，但那些小孩子们却并不理解“守望者”这一职责的意义。即使在悬崖边上被“捉住”，或许大部分的小孩甚至连一句“谢谢”都不会说吧。
既没有人感谢，亦无人付以报酬。然而，这种“哨兵”似的工作却必须有人来承担。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认为“既然总得有人干，那就让我来吧”的人，另一种是认为“因为总得有人干，那肯定就有谁会去干吧”的人。
“守望者”便是由第一种人所扮演的角色。只要不时有人站出来，举手宣称“啊，由我来干吧”，那么，人类的秩序就能够好歹维持下去。
过去必定出现过这样的人，所以人类世界的秩序才得以保持至今。将来也必然会出现这样的人，所以按理说，人类世界的秩序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不过，如果总是认为自己的努力理应得到正当的评价、报酬及荣誉，那么，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守望者”或是“哨兵”的工作。暂且不论他们是否适合做这样的工作，毋宁说恐怕他们根本就无法想象，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的工作”。
家务事也是非常苦闷的工作。
每天都兢兢业业做着家务的人，应该能够凭着直觉感知到，“西西弗”（阿尔贝？加缪）、“守望者”（J。 D。 塞林格）、“积雪清扫工”（村上春树）、“女性式的事物”（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等等，乃是与“家务操持者”在人类学上的使命一脉相通的。
没有亲自做过扫除、洗涤和熨烫，就认定做“这种事情”对于脑力劳动者来说纯粹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花钱请个“外援”……抱着这种想法的“文人”或“哲学家”们，终究是与萦回在“做扫除的守望者”心中的庄严使命感断然无缘的。
“父亲”的缺位（1）
第二章 村上春树的世界性
第一节 “父亲”的缺位
这是杂志《AERA》的采访。主题是村上春树。
今年（2006年）已是第六届弗朗茨？卡夫卡奖了，因其获奖者被选为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很高，于是布拉格的报纸写道：“村上先生应该提前订好前往斯德哥尔摩的机票。”
前几天召开了关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的村上研究者们围绕着村上文学的本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然而，对于当今代表日本的世界性文人——村上春树，国内几乎所有的评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作家）都表现出了“厌恶”乃至“漠不关心”。在世界性的好评与国内的漠不关心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实在是饶有趣味。
将之庸俗地解释为“因为畅销，所以招人妒忌”（即便这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事实），其实在文学上是毫无建设性可言的吧。我想，还是这样考虑比较合适——即厌恶村上春树的人们也肯定有着某种迫不得已的文学上的缘由吧。
那种“迫不得已的”的内部缘由又是什么呢？
村上春树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人气暴涨，是因为其作品拥有一种“世界性”。
这就难怪了。
可一说到“所谓的世界性意味着什么”，我至今还尚未听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在此，请允许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村上文学中总是没有“父亲”登场。因此，村上文学具备了世界性。
说明完毕。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诸位还是懵然不知吧。那么我就来画一条辅助线。
命题如下：
“存在的事物因其存在而已经成了特殊之物，而唯有不存在的事物才可能成为普遍之物。”
这样一来就好懂多了。
作为分析性意义上的“父亲”，存在于世界上的一切社会集团当中。
所谓“父亲”，乃是“神圣的华盖”。
他是社会秩序的保障者，是限制社会成员个人自由的“自我实现的妨碍者”；他熟知世界的构造和人们的宿命，是享受着世界的存在。而这便是“父亲”。
“父亲”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有时被称做“神”，有时被称做“预言家”，有时又被称做“王”，有时还被称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父权制”或是“革命性先锋党”。世界上的一切社会集团都具备各自固有的“父亲”。对于处在这些集团内部的人类而言，“父亲”是“大气压”一般的存在，就俨然像“这个家里特有的气味”一样的东西，因此，并不会作为主题而被内部成员所感知。但是，“别家”的人却能清楚地察觉到这种极具特征的气味。
“父亲”存在于世界各地，无论在何处都发挥着同样的机能。不过，在每个地方都以“不同的形态”显现，并散发出“不同的气味”。
国内文学的正道是描写与“父亲”之间的纠结。
而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中，则是不同的纠结优先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比如在基督教文明圈的文学中，是与“神”之间的纠结；在第三世界文学中，是与“宗主国的文明”之间的纠结；在###主义文学中，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结；而在女权主义文学中，则是与“父权的性别歧视制度”之间的纠结。虽然都选择了“与父亲的纠结”作为普遍的主题，但在此被比拟为“父亲”的东西，其实不啻地方性民族志的表征。
作家深信，与自己争执不休的那个“父亲”，也就是众人的“父亲”，可遗憾的是，这却并非事实。于他而言的“父亲”，仅仅是他个体世界中的“父亲”，而在其他的个体世界中，却并未作为“父亲”这一符号而被认知。因此，即使凝聚了全部技巧去描述自己与“个体父亲”之间的纠葛，可仅此亦无法赢得文学的世界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父亲”的缺位（2）
我们往往会夸大“自己所知事物”的客观性。“我所知道的事情，他人也应该知道”——我们很容易陷入这一推理上的圈套。
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另一种情形更为常见，即“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人也不知道”。
我们因自己的兴趣而去注视的东西，会随着社会集团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然而，无论社会集团如何变化，我们“拼命想要把目光从上面移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