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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107箱，数量当以万计。”这段经历，后来被王世襄写进了《锦灰堆》二卷（见《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也是这段经历，后来让王世襄吃尽苦头。
1949年8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王世襄回到了北京，进入故宫工作。
“当时故宫还没有成立博物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做研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文物上，玩命地干，没想到落了这样的下场。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埋头问学。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受到致命的打击，有些人就自杀了，有些人则铤而走险舍命反抗。我想这两条路都不能走，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我那时就认定了一个道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还要好好想我能做什么。我有旧学的底子，我能够研究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家具。自己选定了这些题目，认为值得研究，也不等国家给什么任务（那时候国家也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价值），决心埋头狠干三四十年，干出点成绩。
“故宫要成立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把故宫作为皇家博物馆，一切保持原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哪敢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上级也不会同意，这大概就是故宫的命运吧。结果现在故宫有些原状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我在故宫奉命做一些展览，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上做文章，比如皇帝和平民的生活对比，一方面极力表现过去帝王的奢华，另一方面极力表现平民的生活疾苦。现在把这些东西摆出来，都会让人家笑话。
“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了，由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向日本追回了几千件国宝级文物，在那会儿却成了大盗宝贩，当时我正在故宫工作，把我关在东岳庙，斗争了四个月，后来公安局又关了10个月，手铐脚镣上身，结果在那段时间，我得了肺病。查了很久，结果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公安局只好把我放了，放了之后故宫却把我开除了。”
历经五十多年的沧桑，王世襄“埋头狠干”出了名堂，经他编写出版的书籍多达40多种，而且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世襄成了京城“最大的玩家”。2003年，王世襄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同时也是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年逾九旬的王世襄回想过去的燕园岁月：“燕京的教育简要地说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来不试图左右学生的思想。”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王世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