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对燕京大学并非没有觊觎之心，他们一直寻找种种借口要求燕京大学聘请日籍教师和接受日本学生，对此司徒雷登只是阳奉阴违。为了堵住日本人的口舌，他聘请了一位日籍教师——考古大师鸟居龙藏，那是一个反对日本侵华的纯正学者。在后来燕京大学被日寇关闭、燕京师生被赶出燕园的时候，他不顾自己可能受到的迫害，一边站在学校门口，一边向燕大师生鞠躬致歉，并因此得到了燕京人尊重和日本人对他一年的软禁。司徒雷登也曾经答应招收日本学生，但是要求他们必须经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不过，在北京沦陷时期，从来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够在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获得及格而被允许进入燕京大学。 。 想看书来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不再顾忌美国方面的反映。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早晨，早已经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对学校实行包围和封锁，并逮捕了燕大师生18人。对此，侯仁之先生在多年之后曾经撰文回忆。
司徒雷登当时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借住在英商汤生公司。据当时在汤生公司工作的燕京校友杨文泉回忆：司徒雷登之所以不住饭店的原因之一就是饭店当时住客复杂，特务很多。（14）一向关注国际变化的司徒雷登虽然曾经预料美日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显然无法预料日本宪兵队会到他的下榻之处去逮捕他。就这样，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押到北京，成为日本人的阶下囚。司徒雷登被捕之后，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他，这恰恰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并决定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一天再释放他。因此，在其他燕大师生被营救出来之后，司徒雷登又独自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多待了4年，一直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一进监狱的时候，司徒雷登受到审问，但是日本人一无所获。在之后的日子里，他被允许看两份报纸，一份是北京出的英文报纸，一份是英文版的《大阪每日新闻》。北京出版的报纸由于受到日本军方的严格检查和控制，内容极其有限，但是司徒雷登却逐渐可以通过《大阪每日新闻》所刊登的消息来判断实际情况。“到1945年春天，《大阪每日新闻》开始时有时无，最后终于完全停版了。这证明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发挥了威力，但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消息的来源……”（15）在四年的监狱生涯中，司徒雷登也并非一无所获，他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在司徒雷登后来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完成的《在华五十年》里，在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提起一贯支持他的助手傅泾波：“当我被日本人囚禁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安排我逃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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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17）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1929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原貌
（1）韩迪厚：《司徒雷登传》，原载于香港《南北极》月刊1976年6、7、8月号。
（2）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3）包贵思：《司徒雷登博士传略》（冰心译）。原载《燕大友声》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4）同上。
（5）同（1）。
（6）同（2）。
（7）（8）（9）同上。
（10）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1）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晚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2）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3）同（10）。
（14）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16）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7）同（1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1）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傅泾波（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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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历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