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东京后，陆久之把他和张学良的谈话，写了一篇报道，刊登在《申报》上，张学良对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誓与国土共存亡的爱国赤诚，跃然纸上。
结束沈阳之行后，陆久之心里轻松了很多。他告诉庄余珠，东三省有幸有张学良这样忧国忧民的爱国将领防守，想来日本人也不敢大肆进攻的。
庄余珠也很放心，他说：“即使日本人真来进攻东三省，广大东北军将士都会为保卫家园而浴血奋战的！我们那么多将士，为正义而战，难道还驱逐不了日本军队吗？”
为了庆祝沈阳之行的计划顺利实施，两人还特地出去喝了一杯。
五：异地相逢
1931年的盛夏，蔡叔厚来到陆久之东京的寓所。老友异地相逢，可谓人生一喜。
陆久之带着崇敬的目光看着他视为兄长的老友。他知道，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纷纷退出共产党、甚至叛变投敌的时候，蔡叔厚毅然提出了入党申请。他说：“我为周围许多共产党员在极端危险中沉着、坚强斗争的优秀品质而感动，看着革命工作者一天天的牺牲，一天天的减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补上这一斗争的岗位。”作为绍敦电机公司的老板，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资金为党作了大量的事情，公司被许多同志称作“救难会”，因为它是遇难同志落脚、寻找党组织的地方。仅仅1927年，公司就先后接待、安排了广州起义失败和浙江清党后来上海找党的叶剑英、曾宪植、刑西萍（徐冰）、瘳承志、匡亚明、李求实、张秋人、杨贤江、张去非等几十个同志。由于党内活动经费奇缺，蔡老板几乎把全部营业收入都用作大家的食宿。蔡老板因为其慷慨大方，在同志间有着“小孟尝”之美称。由于他的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经过党内慎重讨论，由陈德辉、汪极两名共产党员作介绍人，于1927年12月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了一个红色战斗堡垒，正式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负责顺直省委和中央机关的联系。蔡叔厚和陈德辉、冯雪峰、夏衍等人编在一个党小组内，属闸北区第三街道党支部。
在陆久之潜入敌人内部为党组织搞情报的同时，蔡叔厚在为壮大党的队伍而奔忙。为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使更多有为青年投身革命，党开办了一所华南大学，指派潘汉年任校长，蔡叔厚任学校财经委员会主席。为争取学校的合法地位，开展各项活动，蔡叔厚多次巧妙地同巡捕房、法院作斗争。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蔡叔厚始终从党的利益出发，对党内的同志给予热情相助。在他身上，根本找不着商人、资本家那种惟利是图、斤斤计较的狭隘秉性。他常常把自己的钱无偿捐献出来，用作党的活动经费。而有困难的同志来求他帮助，他总是有求必应。那回，刘鼎（阚泽民）从九江俘虏营逃出来，到上海找不着组织，就来找老蔡。老蔡先给他换了一身衣服，又给他一笔钱，把他安顿在一家旅馆后，又为他出面去找史沫特莱女士，通过她的帮助把刘鼎送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避难；还有钱俊瑞也是老蔡帮他找到的组织关系，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六：功不可没
蔡叔厚的绍敦电机公司一直是警备司令部和外国巡捕房密探注意的重点。他们曾多次前来搜捕。由于上海县长危道丰，警察局长熊育衡，督察长卢英等人为巴结陆翰，常上陆家串门。他们清楚陆翰的大公子与蔡叔厚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为通过讨好陆久之而讨好陆翰，常常主动向陆久之提供接到的密告，要他转告蔡叔厚，关照他小心防备，所以蔡叔厚好几次都化险为夷。
蔡叔厚是一心为他人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安危的共产党员。有一回，在接到敌人晚上要来公司搜查的密报后，蔡叔厚没有接受组织上要他暂时避开的命令，因为他想到若是敌人在公司内设下埋伏，外地来的同志岂不是要上当遭殃？于是他留了下来，静候敌人大驾光临。半夜时分，敌人果然包围了公司，大肆搜查。好在并无外地同志前来，敌人也一无所获，对蔡叔厚虽有怀疑，但抓不住把柄，也只得悻悻而回。
1929年，革命形势有所发展，红军开始扩大，苏区相继建立。党中央急需和各地组织取得联系，于是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为此在中央特科增设一个电讯科，由李强（又名曾幼范）担任科长，负责筹建工作，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又选派了张沈川等同志去学习无线电报务。因为试制无线电收发报机需要器材场地和机器设备，也需要懂得电机方面的内行，组织上斟酌再三，于1929年把蔡叔厚调到中央特科，协助和掩护李强制造收发报机。
根据新的工作要求，蔡叔厚按照党的指示中断了同一般党内同志的往来，利用绍敦电机公司老板的便利身份，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所，接触各方面的官僚、政客。他还和国民党的机要人员打交道，经常宴请他们，手头又大方，有时还适时地给他们一些好处。“蔡老板”由此结交了一大批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他的豪放在上海滩上逐渐有了名气，为协助和掩护李强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安全和方便起见，蔡叔厚把绍敦电机公司又转移到福熙路403号（现延安中路369号）。他在公司的二楼上，腾出一个房间，给李强安置了一个小型工场，设有车、钻、铣、刨四部机床，专门搞机械加工和制造零件。
在蔡叔厚的密切配合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李强在1929年夏天为党试制成功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自此，党中央在各地陆续建立了无线电台，有了无线电通讯的联络网。它使中央能及时有效地指挥各地工作，各地有什么问题，也能通过电台向中央请示。因为电台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的李强和蔡叔厚受到党中央的大力表扬。
但是，秘密制造电台的事给蔡叔厚带来了很大麻烦。
七：形势严峻
1931年4月26日清晨，时任*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的秘密住所来了一个行色匆匆、神情紧张的青年人。他一看到李克农，来不及坐下，就急急忙忙地说：“不好了，出大事了，快转移。”
来人名叫刘杞夫，是*打入CC特务总部的秘密党员钱壮飞的女婿。李克农见到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知道事情非同寻常。
“杞夫，先坐下喝口水，”李克农倒了杯水给他，看他满头是汗，又给了他一条毛巾，“镇静些，沉住气，慢慢说。”
擦了擦汗，喝了口水，刘杞夫的紧张情绪稍稍缓解了些，他把钱壮飞给李克农的信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读完后大吃一惊，这位被西方称为“红色特工王”的情报人员皱起了眉头，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危急。
原来，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直接保护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安全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了。顾顺章还是中央委员，他手上掌握着许多地下党的机密，包括周恩来等主要领导同志的住所，包括地下党接头时的暗号和联络方式……顾顺章的叛变，使得敌人欣喜若狂，以为一举可以把共产党的上层机关彻底破坏。
然而，由于捕获顾顺章的当事人，号称“铲共专家”的中统特务蔡孟坚及其上司何成俊邀功心切，在审讯顾顺章的同时，已经把他的情况向南京发了电报。而那六封从汉口发到南京中山东路5号——CC特务“大本营”里的写着“徐恩曾亲译”的急电，首先落在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上。
那天是4月25日，星期六。周末之夜的南京，尽管霪雨霏霏，织就了一张铺天盖地的雾网，但五彩缤纷的灯火仍然顽强地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古都金陵的豪华风貌。
外表斯文、内心险恶且喜怒无常的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个致命的弱点——贪图女色。自然，他是不会放弃良宵佳人的，毕竟是周末嘛！人生得意须尽欢嘛！
徐恩曾让他信得过的钱壮飞留守在“大本营”值夜班。阴险毒辣的徐恩曾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个他一手提拔起来并倚重有加的湖州老乡，是*安插在CC内部的一把利刃。由于徐恩曾的疏忽，钱壮飞曾从他身上搞到了密电码。利用这密电码，钱壮飞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凭自己的沉着、机智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八：十万火急
此刻（25日夜），这个被周恩来称誉为“白区情报前三杰”之一的钱壮飞，对着那六封由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发来的标有“绝密”的密码电报出神。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钱壮飞决定揭开这个谜，弄清其中的奥秘。他相信武汉方面一定出了什么重大事件，否则绥靖公署主任为何急三火四一连发来六封密码急电？
钱壮飞安静地坐在空无旁人的办公室里，译起密电。当他把全部密码电报译出，组合成完整的内容后，他的手心直冒冷汗，心头掠过一阵可怕的寒意，带动全身在颤动。这个在电文中化名“黎明”的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要把*组织一网打尽的呀！顾顺章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甚至连徐恩曾手下有*的人都清楚。不说别的，连钱壮飞都是不可能再在CC内部混下去了。
钱壮飞镇定了一下。他想，如果不及时把情报送出去，必将延误大事，党中央驻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将被完全破坏，周恩来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也肯定在劫难逃。
钱壮飞拭去脑门上沁出的汗珠，翻出列车时刻表，查出晚上11点有一班特快列车，明早6点25分到上海。
因为自己还有一连串紧急情况要处理，所以钱壮飞急步跑到自己家中，让女婿刘杞夫立即前往上海去找李克农。而他又回到办公室外，清理了一下徐恩曾的账目，又给徐恩曾留了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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