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一样，想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这是一件有点儿荒唐的事情，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没有实际意义。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豹子去那儿干什么？豹子肯定不会去的，即使去了，当发现那儿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后，也会马上掉头下山。所以，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征，是有些人的象征。这些人不甘现状，向远方走去，世界因为他们的“不甘”而变得更加迷人，精彩，辽阔，宽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们自己却因此可能变得更加孤独、苦难，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
问题是没人强迫他们过这种日子，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他们被一个梦想迷惑、吸引，他们跟着梦想走，跟影子说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激情，追求乐处。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神经病”，喜欢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理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结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这种人我也是不愿跟她生活一辈子的，哪怕她能带我上天堂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堂，但那可能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过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么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生动，多彩。要知道，我们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么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丰富多彩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做了无数的梦，登上了无数冰雪肆虐的无人之地，跟无数的风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3）
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造……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红高粱》：叛乱的狂欢
那些年，我们中的很多人的记忆都被一部叫做《红高粱》的小说和电影给笼罩了。时隔二十多年，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红高粱》啊，讲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一片血腥的高粱地和在高粱地里乱搞的事儿。他说的是真话，性与暴力，是很多人关于那部电影和小说的集体记忆。他毫不掩饰对这个眼下“习以为常”的词语的不屑，但对我，对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知道这个词语对于当年的文学写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那意义也许就像我们刚刚经历的汶川特大地震。
一向不擅对作品作评点，特别是对于《红高粱》这样一部拥有自己的“解释史”的作品，你会发现，所有聪明的话、深刻的话、漂亮的话，甚至荒谬和自相矛盾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一部作品的阅读史就是一部漂流史，每一个变化的评判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时代的影子，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在这一阶段的困惑、探索与痛苦。1986年，我们刚开始接触拉美文学，家族叙事和魔幻主义成为我们心中文学创新的样板；“人的解放”，“个人自由”，成为我们这代人新的价值观；我们隐约感觉到，十七年红色经典所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话语并非那么和谐……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父母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绝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这是《红高粱》被读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调。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的这次重读，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和炽热。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和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于战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也许是对于50~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太过不满，当时的评论家有一种经典化的急迫，而这种急迫表现在放大莫言与以往叙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欢化的“民间”立场，比如拉美风的魔幻主义，却有意或无意地遗忘和疏漏了另一个重要传统——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人道主义的战争叙事。莫言在回忆《红高粱》的创作动因时曾说，他想写战争中的人和人性，把战争当成“人类灵魂的实验室”，其心中的典范是前苏联电影《第四十一》。这种人道主义的战争叙述，本来亦足以构成反叛的因素，只是在当时，在更为新鲜时髦的话语面前，批评界对此集体沉默，这足以看出那个时代人们追新求异的急切。而莫言自己也说，他曾按批评的方向自觉调整自己的写作，比如更魔幻一点。这种时髦话题有多大程度上压倒了文本本身？魔幻主义有没有限制和抹杀了莫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什么他后来会更多地向汉语写作自身的传统后撤？批评总是不断迎合“当下”的需求，却忘记了这种“当下”总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一个作家的写作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批评家不断妥协和较劲的历史。但不管怎样，批评与写作这种合谋与互动总比两不相干要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能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这不得不归结于莫言天赋的才华。我是说，莫言不可思议地找到了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方式，他的既肉感又灵性、既粗粝又细腻、既炽热又苍凉、既蛮野又优美的“狂欢化”文体，开创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疆域和记忆。
莫言的天赋才华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叛中极为清醒的对话意识。十七年红色经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