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八大时间（3）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3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是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把歧视当做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盖住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学五年，我当了五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包括现在都是这样的。到了1977年，天变了，国家恢复了高考，学校也开始要成绩了。这时我在读初二。我读的是二年制初中，初二就是毕业班。要在以前，像我这种“黑五类”，高中肯定是没门的。以前读高中都讲推荐，5％的比例，基本是“干部”子女的特权。但是那一年天变了，上高中要考试，择优录取，我的机会就来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八大时间（4）
父亲比我还重视这个机会，并把这种机会归结到是我们搬出老屋的结果。其实那时我们的新屋很小，全家人有一半还住在老屋里，但我住的是新屋。新屋离红房子远啊。从那以后父亲在新屋里给我调整了房间，调到离红房子更远的西边的房间里，并专门对我讲了一顿话。这顿话是我以后长长的一系列知道的开始，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顿话几乎决定了我对世界的看法，至今还在对我发挥作用。父亲围绕着希望我发狠读书的主题，说着说着，变得像一个哲学家，向我道出了一个至真的道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已经忘记父亲有没有引用原文（完全可能），但由此发挥的闲言碎言，我至今不忘。父亲说，文化就像太阳光，火烧不掉，水淹不掉，政府也没收不了（那时政府经常没收私人东西，连你家多养一只鸡也要没收，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是最大的福气。
把知识文化比喻成天外来的太阳光，这是我父亲的发明。说真的，以前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很复杂，一方面我觉得他很了不起，对生活和事情特别有见地、有追求，像个哲学家，另方面我又觉得他糊涂，经常装神弄鬼，像个愚昧的人。另外，我父亲脾气很差，有点喜怒无常，动不动要打人。现在我又不这样看了。现在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只是时运不佳，虎落平阳，变成了一只羊而已。
话说回来，自父亲跟我谈过这次话后，我开始发奋读书，得到的回报是考上了高中。那一年，我们两个班一百多名同学，考上高中只有五个人。到了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并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三名，比录取分数高出3分半。尽管属于险胜，但依然惊动了老师和同学，而且马上流传开一种很恶心的说法，怀疑我在考试时“做了手脚”。
这是放屁！
但是，我也在想，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那么，是什么呢？我现在也不知道。
包括我父亲，他本是最爱探究神秘的人，但也没有给我探究出一个科学的所以然，而是给出了一个大众化的答案：这就是我的命。
这个答案其实比问题本身还要更神秘、更复杂化。
41981年8月29日
阳光都被剪碎了，剪成了一片片不规则的图形，晃晃悠悠浮沉在柏油马路上。这是浙江省城杭州市里的马路。这是1981年8月29日。这一天，我像进入了梦乡，被一辆军牌照卡车从富阳拉到杭州，进而拉到浙江省军区招待所，在招待所作短暂停留后（等人），又呼呼啦啦去了火车站。一路上，我记住了一个惊奇，就是太阳光像一块大白布，被遮天的树叶剪得粉碎，铺在泛黑的沥青路上，黑白分明，晃悠晃悠的，像是梦中的情景。虽然这时候我还穿着便装，但严格地说此时我已经是一位军人，享受着军人应有的待遇。比如进站时，我们走的是军人专用通道，上了火车，乘务员给我们提水倒茶，我们给乘务员拖地擦窗，亲如一家人，情如鱼水情。
八大时间（5）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现在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在郑州。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他们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也就是说，我要差365分，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做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线，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差165，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一天，我在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儿，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了我身边。正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