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司马光连连上疏，决心以丢官和效死来竭力议争，王安石变法还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司马光不得已沉默下来，主动申请离开京城， 担任西京留守御史台的闲差，退居洛阳，一呆就是十年余。
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时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过五旬，自觉一事无成，未免伤感叹息。《锦堂春》中，借抒发春光流逝之叹，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离愁，言词闲雅，哀伤含蓄，大概就作于此期：
红日迟迟，虚郎转影，槐阴迤逦西斜。
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
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
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官路，荏苒年华。
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
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却成全了一个杰出的历史学者。司马光呕心励血编著的《资治通鉴》，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赞为“除《史记 》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果能如此，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
然而，我想说的是，司马老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孔老夫子欲以《论语》重建道德纲纪、鲁迅先生欲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来救中国的思路如出一辙。这些忧国忧民的大师们，总是天真可爱地以为，在历史进退的搏弈中，文人和文学作品的力量强悍得很，拼得过利益集团的尖刃！
去年春节，我给7岁的小外甥讲历史故事，特地讲了“7岁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本想教育启发他，却反倒被他抢白了一顿：“嗨，姨妈，你懂不懂，这故事已经过时了！”
小外甥挥着胖手，学着好莱钨影星的口吻，给了我一个飞吻，笑着跑开，还大声说：“在现代都市，哪里还会有那么大的缸？即使有，谁会舍得砸掉自己家的宝贝大缸？”
我骇然顿悟，继而哑然失笑：是啊，在现代都市，哪里还会有那么大的缸？即使有缸，又哪里会有司马光？
滚滚长江东逝流，宋代衣冠成古丘！
小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卒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其著作主要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另有《司马文正公集》、《涑水纪闻》等。词存三首。
王安石：千古凭高，漫嗟荣辱
王安石自幼非常聪明，尤喜读书，目睛如龙，过目不忘，口才出众，议论高奇，连对他颇多诽谤之词的《宋史》，也不得不承认：“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可是，王安石一生的志向是政治改革和诗文创作，对作为“艳科”的词不甚用心，故而作词不多，《全宋词》仅存约二十余首，水平参差不齐。因此，李清照在《词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他，道：“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但是，王安石的词虽少，却也有不少佳作，且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最负盛名的，当是《桂枝香 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大概写于王安石再次罢相、出知江宁府之后。他在“澄江、翠峰、残阳、西风、酒旗”的晚秋美景中登高怀古，感叹六朝“繁华竞逐”，皆见“门外楼头”而相继亡覆，刻下唯见秋草凄碧，还听见“《后庭》遗曲”，空余自己“悲恨相续”。风格深沉雄健，豪纵厚郁，被赞为“金陵咏古之词”的绝唱。《能改斋漫录》说：“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连苏东坡见了，也不由自主地赞叹，连声说：“此老乃野狐精也。”
类似怀古风格的，还有一首《南乡子》，我也非常喜欢。“日月之变迁流， 仕途之坎坷，家国之忧患，人生之酸苦”，都涌凝笔端，令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
“自古帝王州，
郁郁葱葱佳气浮。
四百年来成一梦，
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
上尽层楼更上楼。
往事悠悠君莫问，
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安石的个性，《宋史》的评价，大体属实：“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他的这种自信率直、执着独特个性，从几件小事可以窥见一二。
《邵氏闻见录》记载，当年包拯“包青天”担任开封群牧使时，司马光和王安石曾作下属，同为群牧司判官。有一天，群牧司里的牡丹盛开，美不胜收。一向严肃孤僻的包拯见此，竟也有了诗情雅兴，吩咐大家置酒赏花，并一一给下属们敬酒。领导亲自敬酒，下属们自然不敢“不给面子”，纷纷仰脖子一饮而尽，连素不喜酒的司马光，也勉力喝了几杯。但包拯敬到王安石时，王安石说自己从不喝酒，断然拒绝。同事们哪会饶过他？纷纷起哄：“介甫，我们都喝了，你也喝一杯吧！”“介甫，喝一杯吧，就喝一口也行！”然而，不管大家和包拯如何相劝，王安石却毫不心动，始终滴酒不沾。包拯也算得上是一执拗、倔强的“牛人”了，却拿王安石一点没有办法，大概只能在心里苦笑：“安石小子，你厉害！我不怕皇帝，我怕了你！你就只买皇帝的帐罢？”
包拯去世早了些，他没有看到，王安石倔强起来，有时连皇帝的帐也不买！
王安石在担任纠察汗京刑狱时，开封发生了一桩轰动的“鹌鹑杀人案”。一个少年养了一只勇猛善斗的鹌鹑，十分讨人喜爱；一个朋友向他讨要，少年不肯给。那朋友却趁其不备，抓了鹌鹑就跑。少年勃然大怒，举抢追赶，竟然将朋友打死。王安石听说开封府判了少年“死刑”时，自认为是错判：“根据律法，抢夺、偷窃他人财物均属‘盗取’。死者‘盗取’少年的财务，少年追抢，乃属‘捕盗自卫’；虽将人过失打死，也不应抵命论死。”立即把案子上告到审刑院、大理寺。但大理寺重新审判后，认为开封府“量刑得当”，再上报到皇帝赵祯那里，要追究王安石“错误的法制观念”。赵祯一向喜欢事息宁人，下诏支持大理寺的审判结果，也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御史台给王安石宣布圣旨时，王安石根本不认错，反而十分愤怒、强硬，道：“我没有错！”这帮人见他对皇帝的“宽赦”没有感激流涕，以示“皇恩浩荡”之类，马上又“打小报告”，要求“严厉处理王安石”。赵祯嫌烦，摆一摆手：“这事过去了，不要再提啦！”
这件“鹌鹑杀人”案，到底该不该判死刑？即使在今天，大概也是有争议的，如同“王安石变法”一样。
王安石和“王安石变法”，近百十年，引起了中外学者相当大的兴趣，大多数人执称赞态度。如梁启超撰《王荆公》，认为他是“理想的立宪派”，“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著名学者黄仁宇说，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列宁赞王安石为“十一世纪中国的改革家”。还有人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银行”。
从历史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延续，吸收了范仲淹改革的诸多内容，是北宋以来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次极为宏伟的改革尝试。而王安石本人，也受了范仲淹的极大影响。
王安石比范仲淹小32岁，父亲王益与范仲淹是同一年的进士，但王益职位低，人微言轻，故与范仲淹没有过多交往。王安石中举之际，恰好范仲淹的声望是如日中天，因此，王安石对老范是仰慕之至。庆历八年，王安石任勤县县令，特地跑去杭州，登门拜访范仲淹，还写了《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和《谢范资政启》，来纪念此事，文中有“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等语，表达瞻慕之情，赞扬“偶像”的德高风采，对“偶像”的接见表示了感谢。而范仲淹也很欣赏年轻有为的王安石，多次在士人中赞赏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条说，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颖州，特向朝廷推荐吕公著、王安石和司马光三人。
皇佑四年五月（公元1052年），王安石正任舒州通判，突然得到范仲淹卒于徐州的噩耗，不禁嚎啕大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悲痛之后，他写了《祭范颖州仲淹文》，“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神乎孰忍，使至于斯！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高度称赞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为改革半途而废表示无限惋惜。我估计，王安石大概就在那时候，慷慨激昂，毅然立下“矫世变俗之志”，并在暗中发誓：“如我为相，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将改革进行到底’！”
熙宁二年（1069年），受神宗皇帝赵顼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