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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寡欲这四个字，不是年轻人读的。像我，年轻时读过，却读不懂。生活的磨砺多了，观察和经历的人或事多了，才慢慢醒悟。醒悟了，便觉得紫阳这地方不错，只是眼下的房
子太旧也太窄，才不得不动了走的心思。倘若搞旧房改造，将现有的两户合成一户。我想，
他处的房子再好，我也不会搬了。
紫阳这地方，留着我生命里十几年的足迹哩。即使有一天离开，我也会择个好日子，或骑车或搭车，到我的紫阳河走一走，到我的紫阳村转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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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非故乡明
对于故乡，对于故乡的亲人，我这个远方的游子，在情感上果真隔膜了么？
梦里，寻不见故乡的影子。而当我偶尔回乡探亲，面对熟悉的乡人，除却寒喧，彼此已没有更多的话说。面对年迈的父母、叔叔，除了问候和相互祝福，共同的语言也很少。因为不是“衣锦还乡”的缘故么？还是身为长子少尽了人子之责？
“讨个媳妇卖个儿”。母亲的话语里含有欢欣，更含有无奈。在母亲眼里，我这个长子算是混得象个人样儿，当兵，做工人、读书、经商、务农，人生的苦辣酸甜都经历过了。打小离家至今，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那只是一种牵肠挂肚的思念，象如何做人，她并不十分
担忧。离开久了，且常年杳无音讯，她老人家竟也能慢慢地“习惯”。突然地收到一封信或
一份电报，定会大吃一惊，以为儿子在外边出了什么事哩。
父亲较母亲威严些，是个半文盲。多年来我对父亲的印象远逊于母亲。父亲个子不高，身板亦不硬，却要肩负养育五男一女的重任。他干农活种庄稼侍弄菜园子是把好手，样样都不甘人后。在靠挣工分年终分红的艰难岁月里，全家人的祈盼总不至于落空。其实，那份用血汗凝成的“红包”，我总感觉积蓄了父亲太多的叹息和辛酸。因为我曾多次穿行在挑谷草的队伍里，亲眼目睹过瘦弱的父亲不堪重负而呲牙咧嘴。
叔父比父亲还矮小，头发全白了，至今竟不知女人是什么滋味。做晚辈的虽然同情他可怜他，却也无可奈何。父亲处在“家大口阔”最艰难的时候，倘若没有他这个弟弟无私的帮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因此父母一再咛嘱子女：无论何时，也不能怠慢叔父，对叔父忘恩负义。
光阴荏苒，弟妹们都长大了，除老幺尚未成家以外，其他都已是人父人母了。妹妹排行老三，在武汉一中学当“教书匠”。老四在黄石，是个“跳槽”数次仍不太安份的家伙；老五入他乡，算半个农民；老幺走南闯北，到处做“打工仔”；唯有老二憨厚老实，不爱农活却
呆在父母身边，拖家带口地日子过得令人担心：明明强调计划生育了，他却养了四个孩子，弄得整天狼狈不堪，为生计奔忙；早些年就谋划着盖新房的，直到今天仍是纸上谈兵。湾子
里不少人家盖了楼房，父母亲羡慕不已，可人老体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做兄长的有心相助，无奈兜里“孔方兄”少，只能帮点小忙。
屈指算来，我离开张瓦匠湾已经二十八年了。乡音已改的我，每次返回故乡，都好生奇怪：这儿的山，这儿的水，这儿的田地村舍……怎么还是儿时的模样呢？
张瓦匠湾村名依旧，人的精神状态也依旧么？
这儿曾经是江青蹲点闹土改的地方啊！它距县城纸坊和古镇金口都不到三十里路，离喧闹的大都市武汉也才六十华里呀，我的质朴的乡亲的门楣上怎么至今仍写着个穷字呢？
显然，我过高地估价了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远离故土，我无权责问我的乡民，只把希冀投向笔端，向我的故乡遥远祝福，企盼我的乡邻我的亲人能沐浴改革的春风，尽快地摆脱贫寒，走向富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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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 那月
翻过“不惑”的门槛，就急了，白发催生，皱纹满面，眼底便吊起个大袋子来，想要网住岁月的尘土，在眼帘过滤。过了四十岁的男人，日子不是过，是绮想，是做梦，是恨不能即刻“知天命”，抵达命中注定的境界。而临近这个岁数时，即使身强力壮，心便开始老了，老的标识之一便是健忘，且容易陷入回忆。
忆即是追记，回呢，便是回到从前。哦，曾几何时，曾几何时……
半年的“高中”时光
1969年秋，无书可读的农村伢听到一个好消息：武昌县革委会批准，在邻近金口古镇的范湖乡开设一所高中，凡初中毕业者皆可报名。我正在此列，便拎着咸菜罐背着行囊顺利入学了。
名曰高级中学，其实就是在一片平坝上修了两憧房子，整了个操场，校门前竖两个砖垛子，上边架个弧状铁框，框上标几个大字而已。
学校只这样子，学生却多得住不下，可见求学的农村伢并不在乎吃住。我家离此甚远，每半月回家一趟，背米在食堂搭伙，自备酸腌菜，腌豆豉之类的咸菜，适当交几块钱的搭伙费和小菜钱，便算是解决肚子问题了。
老师人数不多，却是县内的教学尖子，都极负责，备课一丝不荀，授课滴水不漏，生怕求学的参差不齐者再失去长知识的机会。我名义上初中毕业，实际上只读了小学六年书，整个初中三年，几乎没摸过课本。因此，我所在的高一年级，上的却是初中的课，老师戏称“回炉”。
课余时间，全校唯一的篮球场上，总是人满为患，那时候师生感情融洽，球场上你争我夺，争吵嘻闹是常事。宿舍呢，是几十号人一间房，都睡上下辅结构的“两层楼”架子床，只是床与床紧挨着，空间太小。记得好友刘家林练健子肉，是找的两根棍子。他将木棍往床
两头一架，便是“双杠”了，他是每天早晨在“双杠”上折腾的，最高记录达到一百个来回。家林是品学兼优者，后来成了武汉大学教授，现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同学中还有邱天金，他如今官拜六品，是武汉市江夏区委常委、宣传部长。还有许多同学，尔后都较有出息，
有的当了乡镇长，有的从艺、从文、经商……只是多年不来往了，名姓淡忘了。
在范湖读书，上课下课，没什么特别的印象。若不是县剧团招考且有幸被录取，我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清苦的半年，存留在脑子里的烙印似乎仅有一个字：饿。一日三餐清汤寡水、咸菜伴饭，肚子越撑越大。晚自习过后躺在床头的时光最难打熬。每半月一次的期待，便是在家里狠捞一把，可那时母亲作难，肉是没有的，鸡有，但学费和一家老小的油盐钱全指望着鸡屁股哩，最大的奢望，便是破例让我独吃一碗蒸鸡蛋。吃蒸鸡蛋也有代价，我得步行30多里乡间小道，第二天背米带菜，再步行回到范湖寄居地。
在“京剧训练班”里
1970年2月的一天，我成了“武昌县京剧训练班”的学员。
武昌县革委会驻地在纸坊镇，这里自古以来盛产楚剧。“样板戏”高潮席卷祖国大地的时候，楚剧团被迫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武汉青年京剧团的一帮人。在楚剧团尚未遣散的时候，我们训练班借住在一中校舍，武汉青年京剧团的演员当老师，我们练功排练都在一中的大
礼堂。
学员中，我属于偏大的，已过16岁。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叫小明，才十岁。练功教练是个清瘦白发老头，我们都喊他方老师。教唱的老师姓何，老单身，嗓子好，人也长得清秀。据他讲，自己是大师郝寿臣的门徒，有照片为证。在排现代京剧拆子戏时，我演郭建光，排第五场，指导老师姓唐，据云是“武青”的台柱子。
提起练功，则说来惭愧。十六七岁的年纪才开始压腿、下腰、拿大鼎、打飞脚，练旋子、扎蛮子、打小翻……实在是太晚了。可同伴们都很刻苦，我也就不甘落后。疼我的老师便劝：
身子骨不行了，就重唱吧，你嗓子条件不错，就是音域不宽，要下苦功练。
半年左右吧，“京训班”排练了《红灯记》折子戏和《沙家滨》折子戏，正式向县领导作汇报演出。记得当时正值全县开个什么会，大小头头近千人，那次汇报演出，我的“郭建光”
轰动全县，一时成了“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你“郭建光”，心里美滋滋的。
这以后，武昌县京剧团正式成立，全体学员都从农村转了户口，吃上商品粮了，老师和学生弹冠相庆，从一中搬进了楚剧团，可怜老剧团的人员被遣散下放，成了游民。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到全县各区镇，作巡回演出，十月间，还随县革委会组织的慰问团，远赴鄂西北焦枝铁路建设工地，为武昌县民兵团，咸宁民兵师和工程兵部队所在施工点演出。
别处的演出情景忘了，在均县山沟里的一场，却记忆犹新：部队和民兵，当地老百姓围观的木板舞台上，“好人”与“坏人”正在紧锣密鼓“开打”，一武功尚好的老师演“坏人”，
从内台一排小翻翻到台前，大抵是距离估计错了，翻到台前仍未停住，竟从空中一家伙砸在人堆里，，引出一台可笑的戏外戏，台下人哄笑不已，后台演员目瞪口呆，这戏还怎么演呀？ 好在掉到台下的是“坏人”。“坏人”灰溜溜从台下爬起来，朝观众做个鬼脸，绕到台后躲了，观众笑一阵，就又聚精会神看节目。那年月文化生活贫乏，看节目而且是专业团体演出，于老百姓是件奢侈事。
密谋参军
1970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我从剧团出门上街，被一个高个子解放军叫住了：
“小鬼，你是不是剧团里的演员？”
“是呀，您找谁？”
“找你呀，‘郭建光’同志！”解放军是四个兜的干部，亲切友善。
我愕然。解放军自称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