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以囊括中国的贸易金融业务为追求目标。
也正是因为汇丰银行的成立符合了当时商业界的需求，所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汇丰银行临时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这些人都有着在中国进行长期商业活动的历史，同时又具有高度的国际性。
不过，虽然汇丰银行的成立得到了绝大多数洋行的大力支持，但当时两个最具实力的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和美国旗昌洋行却偏偏不在支持者之列。原因很简单。这两家大洋行兼营着金融业务，而汇丰银行的成立当然意味着要抢走他们这部分的业务和利润。于是，尽管汇丰为这怡和和旗昌保留了发起人的位置，但他们还是拒绝入股。于是，一家目的在于为洋行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偏偏没有得到两家最大洋行的支持。而且，怡和洋行还在汇丰银行获取执照时极力加以阻挠，试图阻止汇丰进入利润丰厚的汇兑业务。但是，汇丰还是在正式营业后的第二年（1866年）得到了营业执照。当年的12月，旗昌决定加入汇丰。怡和则继续和汇丰在市场上对峙，但在1877年，怡和也最终成为了汇丰的合作伙伴。 。 想看书来
古代中国（17）
怡和和旗昌的行动当时给新生的汇丰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后来看起来这其实不过是一段插曲。在中国从事国际贸易的洋行集团，早晚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专业化银行。除非是中国的贸易活动走向萎缩，或者是汇丰的表现不能胜任，否则汇丰自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汇丰的市场表现十分优异，在几次市场竞争和金融危机中都战胜了竞争对手，最终占据了中国贸易金融领导者的地位。
作为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与那些仅仅在香港设立分行的银行相比，自然在信息联系方面更加便利。这一点在交通通讯还不发达的19世纪显得尤为重要。市场时机转瞬即逝，那些需要向远隔重洋的总行请示的银行在与汇丰银行竞争中只能居于下风。而且，由于总行设在香港，汇丰银行正如其发起人设想的那样，被认为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在承办香港政府的官方业务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原来由汇理银行经办的香港政府往来账户转由汇丰银行办理。汇丰银行还很快得到了发钞权，可以在香港发行自己的钞票。这些都标志了汇丰银行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银行，如果说是一种特殊行业的话，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对于市场基础条件的高度依赖，以及对于整个市场体系的核心作用。简单的商品买卖业务，即使在制度条件严重缺失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成功进行，而高度依赖信用、交易周期很长的银行业，必须在足够的制度条件下才会出现和发展。而一旦制度条件成熟到可以发育出健全的银行体系，那就标志着市场体制达到了相当的完善和成熟程度。汇丰银行的历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当19世纪汇丰银行在香港上海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自身的金融业却因受制于制度条件的不足，依旧停留于低层次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大发展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出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某地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提出对于金融服务业的更高要求。这时，如果没有对市场的刻意阻碍，市场参与者会自己创造出适合需要的金融机构，为自己提供所需的金融服务。而如果因为存在着对市场发育的刻意阻碍，使得这一进程不能顺利进行，就会造成市场的发展规模和内在规则之间的不平衡，这时，就会出现许多看上去好像是自由交易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如，中国的许多企业都被销售资金的难于回收所困扰。企业往往要承担很长的账期及由此带来的资金压力。这种局面实际上正是金融服务落后的结果。下游的商业企业由于很难从银行得到流动资金，于是只能采取占压上游供货商货款的方式解决自身的现金流问题。而这必然带来信用不足、压制生产、风险增大等问题。如果在产业集群地带可以自由发展出为当地企业服务的地方银行，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和整理企业间的债务问题。高度的商业道德只能产生于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落后状况造成的损耗将越来越大。希望汇丰的重返中国标志着中国金融行业大发展的开始。如果说，在金融支持不力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依然能够取得惊人的发展，那么，当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出现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是无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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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1）
一百个存折的故事
金融体系的封闭落后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已经越来越明显。尽快实现金融行业对内对外的全面开放已成当务之急。只有开放才能解决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只有开放金融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中国人并不缺乏经营金融的能力和天赋。民国时期，中国拥有相当发达的金融业。上海、天津成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中国拥有一批世界水平的金融家。金融业的这种发达状况极大地推动了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拥有着超过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金融体系。
在许多人看来，银行是一种颇为特殊的企业，和其他企业大不相同。公众的这种观念，是金融业长期维持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特殊行业嘛，自然应该执行特殊政策。但实际上，银行和其他企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银行经营不是服装、食品、家用电器等商品，银行经营的是货币。货币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是一种商品。所以，银行同样是买进卖出的企业而已。
民国时期，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金融业的，在当时人看来，银行就是把钱倒来倒去，以此牟利的一种买卖。所以，那时有人投资开办银行，是很平常的事情，和投资开办饭馆、戏院、贸易公司没什么区别。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不富裕，大家都缺钱，缺者为贵，于是，使用货币的成本，也就是银行利率就比较高。经营短缺的商品自然比较有利。于是，那时的银行、钱庄为数不少。大大小小，随处可见。《围城》里方鸿渐的岳父就经营着一家“点金银行”。
1915年，一个叫陈光甫的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小银行。额定资本仅10万元，人员仅7人。虽然当时的银元购买力很强，但10万元也不算是大数目。这样一家小银行，本来并无任何特殊之处，但却因为其独特的经营方针，在金融界一时独一无二。这家小银行别出心裁地开办了小额储蓄业务，并且一元起存。
银行经营储蓄业务，在现在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在当时怎么会成为另类呢？当时，一家典型的银行是这样的：几个出资的股东，可能是有财力的生意人，也可能是宦囊鼓鼓的官员，各自拿出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来，凑成股本，银行就办起来了。然后就用这股本向工商企业放贷，赚取利差。
这种银行，是企业家的助手和工具，调剂企业家彼此的资金，并不打算面向大众。这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一百万元，也许一个大股东就可以拿出来，而如果想从普通大众那里一元两元地凑齐这一百万，自然繁琐麻烦。所以，那时的钱庄、银行对小额储蓄都没什么兴趣，即使接纳一些，也不付利息。换句话说，那时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愿意开办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自然引人侧目。当时的金融界对此一般都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生意没什么意思，不是发展的正道。更有人认为，陈光甫只不过是在“做秀”，于是，有人便打算戏弄一下这家小银行。
这日，一个人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对银行员工说：“听说贵行的账户可以一元起存，那么请给我开一百个存折，每个一元。”
银行员工一听，顿时气上心来。这明明是故意刁难。员工忍住火气，对来人说：“先生，请您稍等。”然后就转身奔向后面，去找总经理陈光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2）
听了员工的话，陈光甫立刻意识到，这肯定是同行的故意刁难。员工气呼呼地说：“干脆把他轰出去算了！”陈光甫急忙说：“那可不行。你就给他办一百个存折。不但要办，还要服务周到，态度热情。”
员工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陈光甫的用意。他回到柜台，热情有礼、不厌其烦地为来人填写登记，办理了一百个一元的存折。来人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时无言以对，拿上一百个存折，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经过这件事，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名声大噪。上海普通民众真正相信了这家银行对小额储蓄的欢迎态度，纷纷把钱存到这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就此快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陈光甫，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金融家。
陈光甫的这种经营方针，固然有其“服务大众”的理念作为支撑，但能够行之有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开辟了银行经营的新思路。陈光甫认为，一般银行那种主要依赖大投资的筹资办法，看起来省时省力，却有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大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撤资，银行就会立刻陷入资金困境，甚至会因此倒闭。而广泛吸收小额存款，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因为资金来源众多，反倒稳定安全。而且，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制约，银行的经营者的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应该变成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应该成为银行的大多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百个存折的故事展示了一种银行经营的新模式，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故事则提供了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