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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语言的基础是大量共同的相关之处，然而彼此的基础之间仍然相互独立，因而据此说语言之间可以交流其实依然是不确切的，尽管语言从总体上看大同小异，彼此的差异却同其形成基础的差异一样不可弥合。语言作为意识世界的产物而成为意识世界互通的工具，实在是一种错觉。
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就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不仅诗如此，所有的作品尤其是表现意识世界丰富内容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之后总是会失去很多神韵。翻译在两种语言之间不可能精确进行，翻译始终无法弥合两种文字间存在的微妙差别，就是因为形成语言的基础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
语言之间存在的即便是最细微的差别也无法通过交流弥合，因为单纯的语言并不能改造形成它的基础，只能反映其形成基础。语言被当成交流的工具只是因为各种语言作为意识被抽象后的结果，在反映对应的形成基础时有大量的共同之处。共同之处如此之多以至给人造成了可以交流的错觉。因而语言与其说是主体用来交流的工具，不如说是用来反映主体的工具。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和一个纵情声色的女人之所以没有共同语言，只是因为被反映的彼此之间的共同之处太少，而若特定时期能有共同语言，则只是在该时期在特定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同其他时期一样，语言在该时期内的作用同样是反映，而非交流。
2．历史问题
历史是无法被还原的，虽然对历史的研究一直以还原为目标。我把历史无法被还原的这个局限称为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其实是意识在个体性局限之下如何被取舍和解读、严重一点说是如何被扭曲的表现。研究历史的过程必然是有所取舍的，历史被以特定的方式抽象又以特定的方式被还原，因而研究历史的结果必然是有所偏颇的。
人能还原历史吗？不能。人只能抽象历史，只能对历史有所取舍。历史问题的意义在于为现实服务，不同的现实使人对同样的历史有不同的解读。而历史究竟如何？不知道。历史永远是偏颇的。
从封建说起。关于“封建”的详细论述请参阅《书屋》2001年第5期罗建著《糊涂的“封建”》。本段引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此文，注明出处的也转引自此文。
封建原意“封土建国”：封土地于诸侯，诸侯于所封土地之上建立邦国，受封者听受于封者，定期朝贡并提供劳役赋税，在封土内则享有世袭治权。封建之制行自商周乃自黄帝直至战国时期，以周代为甚（《说文》、《左传&；#8226；桓公二年》《左传&；#8226；僖公二十四年》、《史记&；#8226；二王世家》等均有相关记载）。封建制的崩溃完成于秦，秦废封建、立郡县建立统一的集权制国家。这在《史记&；#8226；秦始皇本纪》、《汉书》中均有记载。唐柳宗元的《封建论》也明确表述了那个时代对“封建”的看法。历史上的“封建”与今天的“封建”所指实在大异其趣。即便是民国时期陈寅恪、胡适也从不以封建指称秦以后的两千年历史，其他学者如郑振铎、蒋伯潜、蒋祖怡、张荫麟等也在相关论述中表明了相似看法。即便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曾有过“反封建”一说。中国遥远而相对短暂的封建社会确立了泱泱中华延续至今的精神命脉，其文化之繁荣、人性之美盛达到的高度实是之后两千多年的集权社会所不及。
让人痛心的是党争之后，成王在遵循（其实是被教条化和修正了的）*主义根据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划分历史形态的名义下，以集权专制压倒人文精神，以一党之私“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之谱系”。
又如太平天国。在历史教科书中，太平天国被描述为伟大的农*动，然而再看看《书屋》2001年第1期牧惠先生《游民文化与太平军》一文，由其中对太平军的描述将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与全国统一教材对太平军的评价相比，牧惠先生文中所引述的各类史料对太平军的记载让人瞠目结舌、毛骨悚然。读者会很自然的认为这不过是一帮暴民和流寇荒谬乌合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潜伏着疾病而又疏于防范的社会一次突然发作的癫痫，它的灰飞烟灭与其说是*的结果，不如说是自取灭亡。甚至毛泽东也认为：“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来源。”（《毛选》640—641页）此文依据全面翔实的资料描绘出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根本就和宣扬中的伟大壮烈的农民起义不沾边。并且该文史料丰富、论据充分，与其说是简单的论述，不如说是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提炼。由此体现出来的客观公正是历史教科书简单而武断的结论根本无法相比的。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对义和团的历史评价上。
3．科学问题
对于个体性局限意识在科学上的表现，读者可以参见《以科学为名义的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一文。
五．对精神障碍的误认
作为个体性局限意识的另一个典型例子便是精神病患与常人之间的不可调和。常人对精神病患投以鄙夷或者避之唯恐不及，是因为他们认为精神病患者不可理喻；然而就如正常人的行为方式有章可循一样，精神病患的行为方式同样有深刻全面的历史渊源，因而同样是可以理解的。两种精神世界难以沟通的原因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世界缺少什么能动性（事实上它根本没有能动性），而是精神世界赖以建立的全部基础——从先天遗传因子到后天生活环境——都完全没有共同之处。
如果像从正常人的角度察看正常人的意识世界那样从精神病患的角度察看精神病患的意识世界，则最严重的症状都会像最正常的表现那样可以被完全理解。精神病患之所以被无情的轻视和排斥，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出现病态，而更多的是因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导致产生他们这些病态精神世界的生存基础被无情的忽略了。正常人以自己相对正常的生活标准衡量周围的人，这在其他为数众多的正常人中产生共鸣，但是对精神病患而言这样的标准却显得非常不协调。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关心精神病患的生存状态以及导致精神病症的生存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常人与精神病患之间难以调和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精神病患对正常社会的理解上。
因为两种意识世界根本就依赖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生存基础建立，所以要求精神病患与正常人之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难免不现实。事实上，精神世界的一切冲突都可以归结为特定意识世界对应的生存基础间的冲突，而精神病患与正常人之间的不可调和只是其中表现比较激烈的形式而已。
六．论成功、疾病与犯罪
1．论成功
成功是自然而然的，意识在其中的作用极小。
时常会有人说某某因为选择什么什么机遇或者具有什么什么品质而成功，而同时又有另一些人因为什么什么而失败，在把成功简简单单的看做是特定意识活动的经过之后，甚至成功学俨然成为一门学科并大行其道。
因果在这里再次被混淆了。
悲观的人不仅仅在潦倒时悲观，在腾达时也会悲观；乐观者不但在顺境中乐观，身处逆境同样乐观。就像有人可以被称为“乐观的人”、“悲观的人”一样，可以把有些人称为“成功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仅在被人们发现了成功之后才是成功的人，他们一直都是走在通向成功的路上的人，亦即他们一直都是成功的。如果他们是大树，那么在还是幼苗时就一直在以将来成为大树的方式生长着，或者更通俗的说，现在他们是杏子而非樱桃或山楂，是因为他们过去也一直是杏子，自小就是杏子。成功的的人从来都是以导致成功的方式生活着，他们本身就是成功的。亦即这个个体本身就是成功的，相应的意识世界不能超出主体发挥作用。
成功或失败都不是主观作用的结果，而是自然而然的。成功者或失败者在其不同寻常的经历中的体验，并不像外人看来的那么强烈。例如创业艰难，但是创业者本人在经历时却并不怎么在意外人看起来的艰难（因为外人看起来艰难，在创业者个人看来则不那么艰难，或者只是看起来才艰难）。又如高强度的体育训练、残酷的战斗经历、无畏的英雄行为等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被渲染和夸张了。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固然多，但是却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多。
成功学之所以大行其道，箴言之类之所以泛滥，就是因为太多的人认为单凭几句话或几本书的激励和指引便能走向理想中的道路，而不知道真正能走向成功之路的人从不真正需要在其他人看来可以帮助成功的外来刺激——成功的人本身就有内在的刺激去激发他不断在既定的路上以既定的方式行进。
看到“Who dares wins”便热血沸腾，不是这句话的作用，而是他从来就在寻找，在酝酿；他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