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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伤的红军战士在生死线上挣扎，有些几乎一步都走不动了。敌人将他们用牛车运到甘州北门内的千手观音庙，每天除了送点吃的，别的什么都不管。
马本清听说了他们在千手观音庙，就专门来看李正荣他们。看到他们都被冻伤，又设法从他的叔叔那里搞来一些草药，让大家用草药水洗伤。这样，有些人的冻伤就逐渐好转了。
但是，李正荣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脚趾已经一节节地腐烂，不是单纯冻伤了。马本清又从叔叔那里找来了治疗外伤、去腐生肌的药物。他对李正荣说：“我叔叔说，要将已经腐烂的肉去掉，然后再洗干净上药。可是这伤已经烂成这个样子，要去掉烂肉，就得连脚趾骨一起去掉。这谁敢动啊！我倒是找过军医，可是他说啥也不来。”
李正荣沉思了一下：“你去帮我找一把小刀，要最锋利的！” 马本清真的从医生那里借来了一把小小的手术刀。李正荣指着脚上已经烂掉的脚趾说：“你帮我把它割掉！”马本清试着用刀去靠近李正荣烂掉的脚趾，但刀还没有碰到伤口，他的手却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马本清将手收回来，呼出一口气想让自己平静一点。然后又尝试着将手术刀伸向李正荣的脚趾。但他的手又开始发抖，呼吸也变得急促。他终于将手术刀放下，绝望地说：“我是下不了这个手了！”李正荣又看着旁边的其他人：“你们有谁胆子大，帮我这个忙！”周围的难友竟然纷纷摇头，眼睛里都冒出了恐惧的神情，不住地摆手推辞。
李正荣一咬牙，对陈麻雀说：“你给我拿条毛巾来！”他将毛巾咬在了自己的嘴里，从马本清手中接过手术刀，对准自己烂掉的脚趾，开始将烂掉的脚趾一个个地切了下来。周围的人都看得浑身发抖，李正荣自己任凭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往下掉，终于将左脚的三个烂脚趾从脚上切了下来。 。。
第三十九章 生死间的磨难（4）
李正荣吐了一口气，他已经浑身虚脱。马本清等人赶紧给他清洗伤口，然后上药，再用找到的绷带将伤口包上。李正荣一直喘着粗气，看着自己的脚，最后沮丧地说：“没有了脚趾，走路走不快，真还不如死了！” 陈麻雀说：“能把命保住就比什么都好！”其他人也向李正荣做劝解，李正荣不再说什么，倒在了地铺上。
过了几天，李正荣发现左脚的伤口开始收敛，但右脚脚趾的腐烂却继续在恶化，甚至发出了刺鼻的气味。李正荣将心一横，又找来那把手术刀，按照上次的做法，又将右脚的小指和无名指切掉了。当战友们帮他清洗的包扎时，他看着自己只剩下三个脚趾的右脚，心里一片空白。他惊恐地发现，剩下的三个脚趾也已经开始腐烂，这让他感到绝望。
后来的几天，李正荣一声不吭地盯着伤势的发展。他想着那些死去的战友和领导，心里想，或许死去真的比活着更简单。如果当时能和自己的战友们倒在一起，这些活着的磨难不就可以躲过去了吗？
李正荣在反复地想着这个问题，用以结束自己生命的各种可行方案都在他的头脑中一个个地跳出，一个个地比较。他选出了较可能实现的方案，又开始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他想，如果自己一下了就死了，其实任何后果自己也都看不到，会省去很多烦恼。他最后地将自己在世上的眷恋逐个地在头脑中过了一遍，打算想完了就执行自己选定的、结束生命的方案。
他突然想起了苏凤。苏大姐在被敌人押往南京时还神态自若地挺胸抬头，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活下去”，他突然为自己感到羞愧。比起那些被敌人杀害、活埋、凌辱的战友们，自己能做主却选择放弃，这不是丢人吗？
李正荣终于又鼓起了勇气，将手术刀再次拿在手中。周围的难友们已经不忍心去看，但李正荣还是咬紧毛巾，将自己已完全腐烂的最后三个脚趾割了下来。李正荣对自己说：“看来以后只能用没有脚指头的脚来走路了！”
以后一段很长的时间，李正荣仍然无法正常走路。他只能将鞋绑在膝盖上，利用双膝在地上跪着走。很多人都对他投过来怜悯的目光，但李正荣却精神十足，他大声地说话，与别人吵骂，为别人之间的矛盾排解纠纷。大多数人每天都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受他的影响，很多人都学着大声说话，大声讨论，为自己下一步的生命方向而构思着各种的可能性。
天上经常能够看到苏联的飞机飞过，地上也能看到一些运送物资的汽车。千手观音庙里的气氛逐渐轻松了。马本清有时来看他们，告诉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合作，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有的伤员开始骂娘：“老子们还关在这里，死不得活不得，怎么就没人管了！”
虽然敌人不太看管了，但有些消息还是通知的。难友们都得知：国共双方正为这批残疾红军战士的善后进行商讨。国军没法安置，*也没法接纳。最终还是决定将他们遣散回乡。
这一消息是敌军的一个军官通知的，他那装腔作势且幸灾乐祸的神态，立即激起了难友们的愤怒。那个军官立刻就跑了，只剩下一个敌军的副官，言语不多，但至少还不令人讨厌。他调来了十二辆大车，让一百多个伤病员都坐上车，然后向兰州进发。
经过了二十多天的行进，伤病员们到达了兰州城的东关，那个敌军副官将大家安排住下后，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大家议论纷纷：既然没有人管，现在就离开吧！ 但商量的结果，认为国民党会将他们移交给红军的，不然他们也没法交待。于是大家决定继续等待。
又过了两三天，带来的干粮都要吃光了。这才又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前几天离开的副官，其他人都穿着便衣。那位副官指着伤病员与另外几个人嘀嘀咕咕，然后带着几个人走了。只剩下了三个人，其中的一个上前说：“同志们，我们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又叫第十八集团军。我们几个都是十八集团军驻兰州办事处的，我是徐处长，负责被俘受伤同志的安置。请大家放心，党组织一定会把每个红军伤员的出路安排好！”他指着另一个人说：“这位同志是办事处的冼副官，大家在兰州期间的生活都由他安排，有什么需求可以直接找他。
随后，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三个人与一百多伤员详细交谈了几个小时，落实了大家在兰州期间的吃饭和治疗等问题。
李正荣尽管知道这些人是党派来的，但由于都不认识，很多话也觉得不好说。他试探地问道：“如果我们想回到红军去行不行？”
徐处长为难地说：“关于你们这批伤员同志的情况，我们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已经说好了，只能是将你们送回老家安置。我们没有权力更改。再说，你们的身体情况已经不能在部队打仗了，即使回到部队，也没办法安排你们。”
李正荣觉得象挨了一记闷棍。他不再去提任何问题，只是远远地看着别人与办事处的人在争执。他避开了众人，远远地坐在一边发呆。
自从被敌人俘虏的那天起，每天的希望就是能够重获自由，回到红军中去。李正荣从十二岁多参军，已经将打仗做为自己生命的同义词。他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根本没有别的考虑。离开了红军怎样活下去？这是一个他的生活经验无法回答的问题。直到今天，一瓢凉水让他真正清醒过来：自己残废了，是一个废人。当不了兵了也打不了仗。以后该怎么办？他苦苦地思索着。
第三十九章 生死间的磨难（5）
在以后的日子里，红军的伤病员都填写了登记表。李正荣后来清楚地记得，一百多人伤病员中有七个是湖南湖北人，五个是甘南人，其余的都是四川人。
二十多天后，徐处长召集大家开会，告诉大家：经过与国民党政府几次商议后，报告上级批准，决定将大家都送回老家去。其中大多数将送回四川家乡。
话刚说完，伤病员们就炸开了锅。大家纷纷表示不同意回老家。李正荣心里苦涩地想到，当年跟着红军出来，就根本没有想到回去，除非是革命胜利。自己在家乡，曾将土豪劣绅都斗争了一遍。离开家乡后，听说还乡团对参加了红军的家庭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和屠杀。现在，家乡已经根本没有了自己的立锥之地。
徐处长也为难地说：“我们现在远离中央，一切向中央请示的电文都要通过国民党的兰州政府才能发出去。不可能躲开他们，所以也不能改变已经做作的决定。经费和交通工具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还是回去吧！”
李正荣默默地不吭一声，他心里明白，跟这个只知道按指示执行的家伙说什么都是白费气力。他心里在暗自在想着主意。
几天以后，徐处长给大家发放了路费和安置费，又给每个人发放了护照。护照有两本，一本是第十八集团军的，可用于回乡的安置；另一本是八十二军的，用于路途上的关卡。李正荣将护照拿到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如果回到家乡，在县府将十八集团军的护照拿出来，能否安全走出县城都很难说。
等了几天，汽车却一直派不出来。徐处长也很着急，他一再与甘肃省政府联系，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抗日要用车，派车有困难。
徐处长一筹莫展，只好给每人增加了十块银元的路费，又给每人发了一件皮大衣，然后动员大家自己回家乡。伤病员们百般无奈，只能接受这一安排。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