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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干什么？”爱德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小伙子说：“我是个同性恋，我跟踪你好久了。”于是如此如此，过程省略。反正两人最后就成了恋人。
我问爱德这人是哪里的？回答说是南边大兴县的一个农民，会木匠活，姓王，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莫泊桑的小说《木匠小史》， 姑且我们就称呼爱德的爱人为小王吧。
爱德又说：“你知道吗？我很犹豫。我不能回美国主要是为了他，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带他出国。”爱德眼神黯淡了下来。
“你想，美国欧洲的签证都太难了，另外生活费又高，我一个人的薪水养活我们俩会很吃力的。出国后我要供他先学英文，然后再去上学，不然他什么也不懂。 想来想去，我只能选择去新西兰。”
我傻看着爱德，终于问了一句：“你决定了？”爱德点点头。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爱德从新西兰寄来的明信片。
1988年春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爱德的一个电话，说他来洛杉矶开会，会住两天，并约我星期六在老地方吃酥饼。我告诉他那个酥饼店早就不在了，于是我们改约在圣塔莫尼卡海边的一家小馆。
停好车后，我朝餐馆走去，远远就看到一个人穿着色彩明媚的湖蓝色上衣，我想那一定就是爱德了。他总是敢于和喜欢穿那种鲜艳的颜色，好比鹅黄、青绿，而穿在他的身上又总是再合适不过了。
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寒暄，爱德第一句话就告诉说小王离家出走了。
“走哪里去了？”我惊讶。
“不知道。”我从没见过爱德这么难过的样子。
“我每天一下班就马上赶回家等他，生怕错过了他。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看来他不再需要我了。”他强打起笑容试图调侃自己，不过不成功。
我看着他半晌，想说点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几年后，爱德回到美国，在一所著名的大学执教。后来终于返回他的国家，现在欧洲当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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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与我（1）
一
我是在出国热潮前出的国，不似尔后蜂拥而至的留美学生们那样目标坚定明确，准备充足，心血澎湃。诚实地说，那时我对美国茫然无知，尚处于幼稚的幻想状态， 每每回想都不可思议，问自己出国干吗？懵懂忐忑不清楚，唯一的回答是，渴望去看一眼心底默默憧憬的好莱坞。
人就是活个年轻，虽然一无所有，却不乏勇气，年轻时的我，“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为了个单纯的梦，就会舍弃一切，还舍得那么彻底。然而，现实是残酷且无同情心的，不成熟则受惩罚，当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这朦胧的憧憬突然对我变得具体，心里顿时产生了空空的恐惧，数数机上的乘客总共加起来只有七八个人， 比空中小姐还少，于是想哭，眼泪接着无声地淌了下来。
飞机降落在美国陌生的土地上，蓝天碧海，第一印象是安静温和还有干净，但是，我孑然一身提着箱子站在那里，无论如何都迈不出一小步。举目无亲，言语不通， 口袋里还没有银子，感觉茫然。终于等来了一个拐了七八道弯的陌生女人，手里举着个写着我名字的牌子，一路无话，她把我送到UCLA国际学生办公室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像件行李一样被存放在一家又一家。开学两个星期后，系主任弗兰克打电话来，他说终于在研究生宿舍为我找到了一个床位，但是……后面的话没说完，就挂断了。
那几天我正寄居在一对台湾来的夫妇家中，他们家很小，一房一厅的结婚学生公寓，为我在靠近厨房的走道里搭了一张小床，用书架隔开。女主人姓杨，是UCLA 东方语言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先生姓许，电机博士，已经在公司上班。夫妻俩与我素昧平生，却待我这个中国大陆来的人极好，这恩情此生难忘。那天晚上，许先生开着他那辆破旧的雪佛兰帮我搬家，来到 UCLA的研究生宿舍，看见是一座不大的三层小楼，叫做Hershey Hall，坐落在Westwood的Hilgard大街上，此楼去年已被拆掉。许先生帮我提着箱子，上到二层，发现正对楼梯的屋子就是我的房间——206 室。
房间大门是敞开的，远远看见屋子中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别致的灯，灯的正下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栗色卷发软软地搭在胸前。待走近门口时，许先生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突然止了脚步，为眼前的景象呆住了。
屋里有两张床，两个书桌，两个书架， 整个房间乱七八糟像个大垃圾箱，各式各样奇怪的书、纸片、脏衣服、鞋子袜子满地都是，简直走不进去，没有下脚的地方。再看那女孩，正仰着脸独自微笑，腿上放着一本厚厚的黄颜色大书，上面却没有字。她的双手在书上摸来摸去，时而停下来沉思，时而皱眉，我马上意识到，她是一个瞎子。突然我无故紧张起来，气也不敢大喘，我还从未跟盲人近距离接触过，仔细看她的眼睛，眼皮是闭着的，略显空瘪，似乎没有眼球，却有长长的睫毛。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许先生转过脸，看着有点可怜兮兮的我，温和地用中文说：“还是回我们家住吧”，我微微摇了摇头。
女孩听见我们说话，双手停住，坐直了身子，像小鹿一样凝住神，微侧着脸，显出美丽的轮廓。
“嗨，我叫玛丽，你是我的新室友吧？”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嗨”，我迟疑地，“我叫劲桦，很高兴认识你”。
玛丽与我（2）
她接着叽里呱啦说了一长串，我什么也没听懂。许先生在一旁翻译，说她说下午就接到通知说室友会搬来，问我是哪里来的，在哪个系，等等。
我坑吭巴巴地一字一句又说：“我的英文不好，只会说一点点，听不懂你的话。”
玛丽马上又说了一大堆，笑得眉飞色舞，我只是盯着她的表情看，听不懂也答不了。许先生连忙帮我做了简单介绍，然后把箱子拖进来，放在靠窗的那张床前。
他站起身，再一次问我：“你确定住这里吗？”
我点了下儿头。
“你们一个是瞎子，一个是聋子和哑巴，怎么办啊？”他略显无奈地呵呵笑了，然后说：“那我先走了。”
屋里剩下玛丽和我，空气变得尴尬，她说一大串话，我只能重复地抱歉：“我英文不好”，她终于放弃了，眉头皱得很紧，接下来是彼此间的沉默，清晰地听见闹钟在一跳一跳地走。我坐在床边，心里虚弱无助，眼睛时不时盯着她看。只见她站起来，张开双臂，抬到胸口那么高，空然摸索，随后移动脚步。她朝我挪过来了，越走越近，双手摸来摸去，眼看着就要碰到我的脸，我躲闪着，吓得闭上眼睛，小声呼叫“玛丽！”
“啊”，她像小猫一样“嗖”？地缩回了手，“I’m sorry”，声音细细的。
关灯睡觉了，我没敢开箱换睡衣，和衣便躺下。那一夜对我来讲真是难熬，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对面床上酣睡的玛丽，我心里有点儿怕，怕什么也不知道。直到凌晨， 我才沉沉入眠。
“咣咣咣咣……”震耳欲聋的摇滚把我从梦中突然惊醒，我本能地抱起毯子就缩到角落，只见玛丽身穿睡衣，蓬头乱发，在屋子中间像块大木头似的双脚一起随节奏 上下蹦落。我惊恐地睁大双眼，茫然无措。好一会儿，我鼓足了勇气问：“玛丽，你在干吗？”
“锻炼”，她气喘吁吁，“跳舞，我妈妈说每天早上7点都要像炒鸡蛋一样地跳”，她认真地说。
二
我们“*”中长大出生的人，虽然受的教育远不如日后众多的天才少年们多，常常被讥笑为孤陋寡闻的弱智老帮菜，但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深刻地懂得地球不围绕着自己转，懂得在艰难面前自杀的是懦夫，懂得改变命运要靠自身而非怨天尤人、尖酸仇恨。 我缩在小床的角落里，看着像神经病一样乱蹦的玛丽，即刻意识到我和她之间不仅仅是瞎子和聋子哑巴的关系，更严肃的还有文化震惊的隔阂，而需要被打碎重捏的泥人，不是她却是我自己，别无选择。
开始的几天，她和我都体会了巨大的挫折感，彼此忍耐着，深深浅浅地相互试探着：我每天怯生生地向她问好，一旦看见她扬颚凝神的姿势，呼吸就不由自主地屏住，本能地想逃跑；？而她总是两只脚交替地把身体的重心换来换去，像个不倒翁似的左右摇晃，一边说着我听不懂的东西，一边若有所思。
出国时我带了两本字典，一本是硬板黑皮的英汉词典，一本是棕皮的汉英词典，都像砖头一样厚，从那时起，这两本字典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手。我们尽最大努力交谈，因为她是盲人，所以打手势没用，我一边请求她说得慢点儿，一边飞快地翻着词典，迅速将重要词汇写在小纸片上、手上、桌上、床单上或任何可写的的地方……直到把我的字典翻烂，内页一片片地掉下来，又用透明胶条粘回去。再后来，双方的心有了灵犀，只说一个单词，彼此就懂得意思。
玛丽与我（3）
我最先熟悉的词汇是关于所有的美国食物，因为牵着玛丽到餐厅，她告诉我吃什么，我就给她盛到盘子里。当时玛丽周围有 一批经常帮助她的朋友，大家都同在一张长条桌子上吃饭，自然而然，我也成为他们的好友。我记忆最深的是澳洲来的男学生山姆，6呎3吋，又高又胖，长着一对儿像妈妈似的温和大眼睛，说英语有极浓重的澳洲口音，玛丽说她有时都听不懂；？另外还有个残疾人布莱恩，他除了有一个大脑袋以外，身体基本没有发育完全，双腿像两岁的幼儿一样细小，不能站立，左手是个拳头，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