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更意味着吃了上顿没下顿。
顾长卫 那一场关于孔雀开屏的的回忆（2）
《星》：这话怎么讲？
顾：当一个电影拍完以后，我从来都不知道下一部片子什么时候拍，拍电影毕竟不是一个标准的生产模式或者简单的寄托，所以，你可能在这个电影拍完以后一年之内没什么合适的电影要拍，或许你从此就真的再也没有电影要拍了。压力挺大的，比如说从去年１１月完成一个戏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项目，虽然一直在谈、一直在见人、见演员。但一直没有找到那种开拍前就特激动的感觉，或者感觉到这会是个有魅力的作品。
《星》：有魅力的作品一定是不完美的作品。
顾：电影画面追求视觉上的美，但并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绚丽的色彩。一部电影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在它的完整性里面，画面可能是灰暗的、很低沉的色调，因为那部电影叙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绪，总之，这是一种和谐，但它一定不是一种完全的和谐，完全的和谐就没有魅力了。当然，不和谐就更不具备魅力。在这种和谐和不和谐之间有一种小小的区域值，我觉得特别美。比如唱歌，如果你按乐谱唱得特别整齐，音准节奏全都对了，其实未必好听。但是，如果你能把它唱准，然后又能把它唱得不准，它就会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如果你让一部作品太完美了，完美之后人会觉得一件事情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一个有魅力的作品，它有一些缺陷，这从情感上就有趣了，它就有一个互动，让观众有一种参与感。
《星》：这些话听起来感觉你自相矛盾，因为你的摄影是追求唯美的，而且你的摄影在８０年代创造了一种像摄影造型那样的电影画面，就是那种完善的美，后来许多人试图颠覆那种模式，他们现在把画面摇来摇去，故意让它看起来有些粗糙。
顾：没有矛盾，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唯美主义者，我希望美能够变得更纯粹、更浓郁、更具感染力。但是，我刚才说的是电视的风格，其实我拍过的电影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
《星》：摄影对你来说只是一门手艺吧
顾：是择业手艺吧，因为它可以养活我。
《星》：这么谦虚，可是别人都把电影说得天花乱坠的。
顾：不是谦虚，是有点纳闷儿，其实拍电影对我来说是最有价值的，许多人都能把自己做的事说成是一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但我做不到。
《星》：你在镜头前和镜头后看生活是不是一样的？
顾：在镜头后边不一样了，镜头后边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这样看过人。在镜头后有许多审视和分析，可是在生活中我经常发呆、发愣，这是我最惬意的时候。被别人发现了，他们就在我面前伸一个手指晃来晃去，其实我那时候特不愿意从发呆的幸福状态中出来，不愿意被叫回到现实里去。
《星》：你对色彩有什么偏好吗？
顾：我喜欢那些忠厚的色彩，那些简单而永恒的色彩。色彩其实是人的情绪的一种投射，在不同的心境下人又需要不同的色彩。但是总体来讲，我对色彩太敏感了，对那些特别浓郁的色彩一下子有点招架不住，受不了，所以我需要特别小心，比较多地去欣赏温和、忠厚的色彩。
顾长卫对话录（二）
时间：2006年3月
地点：北京顾长卫工作室
《星》：自从《霸王别姬》在美国获奖以后，你就被好莱坞接受，一半的时间在好莱坞，一半的时间在中国。这两边的区别是什么？
顾长卫 那一场关于孔雀开屏的的回忆（3）
顾：大同小异，就是那边太商业化了，这边太艺术性了。也许是我们太受以前的束缚吧，本来电影没有那么大的意识形态的魅力，别太严肃了。好莱坞片子的成本都很大，所以在创造气氛的时候，用的手段和方*更多，可能性也更大。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太发达了，一切都是那种固定的商业模式，流水线式的。其实电影应该是商业和艺术各占一半，商业特别扩大的时候，艺术就缺乏；艺术特别扩大的时候，观众就可能看不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好莱坞，只有像斯皮尔伯格这样极少数的导演能自行决定进度，拍30天还是拍200天他可以说了算———因为他拍的每一部电影都赚钱，绝大部分导演都没有这个权力。中国电影的系统还没那么成熟，所以导演对于艺术的控制和影片的成色有决定权。
总的来说，国内的环境对做电影的人来说都还是挺幸运的。在洛杉矶街头就有20万人都是从大学学了电影以后没有在制作电影这个工业系统中找到一个差不多凑合的位置，还在圈外边溜达的。全美国有一百多所大学有电影系，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学生觉得很好玩就去学，但是他们很难找到机会去表现自己的能力。你没有真正做出好东西，没有人相信你，可能会有人和你谈，永远谈不完，但没有人能拿出钱来让你拍电影。那些人最后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写剧本，写成了如果有人喜欢，就给别人拍，如果再写了好剧本才有可能自己拍，否则永远没有机会让人了解你。只有写剧本是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混出来的途径，有很多导演都是靠写剧本出来的。相比之下，国内这边环境挺好。
《星》：能不能谈谈在那边工作的那段经历？
顾：当时正好是《霸王别姬》拿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奖的提名，我考虑应该在更大的领域里“晃悠晃悠”，就搬到美国住了好几年。这当中拍了三部电影（注：三部电影分别为《姜饼人》、《骚乱》和《纽约的秋天》。导演分别为罗伯特。奥特曼、安东尼。德拉赞、陈冲。其中第二部是由辛。潘投资并主演的）。
《姜饼人》是在好莱坞拍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正直的律师遭人陷害的故事，采用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摄影风格，影调相当的暗，为的是与剧情吻合。制片人非常担心，因为通常影视观众都不希望片子看上去不太清楚，演员也很在意自己的眉眼是否清晰，拍得是否漂亮。制片人不敢直着跟导演说，因为他是大导演，只好悄悄对我说，长卫，要是能再亮１／３，再亮半档就会好得多。
《骚乱》是另一部文艺片。剧本很好，演员都是演技派明星。辛？潘和他太太分演男女主角，他们都不拿钱。文艺片的投资不会很大，但一些好演员还是争着去演，给多少钱无所谓，因为拍文艺片虽然赚不到多少钱，却能抬高你的身价。老拍赚钱的电影，你就会把自己拍坏了，拍坏了你也就不值钱了。
辛？潘太让我佩服。他演技特好，但一点大明星的派头都没有。有一场戏是他挨打嘴巴，这场戏我们用全景、中景和近景反复拍了30次，每一次都是真打。他是真的在做艺术。
《星》：《纽约的秋天》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顾：一部典型的好莱坞浪漫爱情电影。讲一个身患绝症的美丽少女，爱上了一个50岁的花花公子，后来浪子回头，但一切都晚了。最后花花公子明白了一切，找回过去的女友和以前生的孩子，一家团聚，回归家庭。虽然不能说是什么经典作品，但应该说还是拍得很感人，也很温馨，如果没有那么多类似题材的影片，这部影片还是写得挺好看的，很煽情。
顾长卫 那一场关于孔雀开屏的的回忆（4）
《星》：你觉得陈冲怎么样？
顾：陈冲有南方女孩的细腻，又有北方女孩的那种痛快、奔放，是个特别聪明、智慧的女孩，一点都不小气，做人大大咧咧。陈冲在美国作为演员有很大知名度，可当导演还是新手，特别是拍摄的初期，大家都在看着。而我作为摄影，就是要尽可能地和导演沟通，好在我们有共同的母语，沟通特别方便。我一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了解她的想法，达到互相的融洽。
《星》：你理解陈冲想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
顾：这故事发生在纽约，那么怎么来表现纽约，你是用什么方法来介绍纽约的高楼大厦，怎样从黑压压的人群中和一片片的窗户里来找到男女主人公，应该是最个性化的手法。我听她描述，我觉得她好像把自己想像成一只会飞的天鹅，能够在楼宇之中穿行，在人的头顶上飞过。还有影片一开始是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有很多天鹅，一开始就要介绍这个环境。把这些因素都连起来，我觉得她更个人的拍摄方法，就像一只天鹅，像一个天使，在黑夜中悄然划过。故事中男女主人公偶然相遇，天鹅从远处飞来，又从曼哈顿的高楼上飞过，在运动的人群中找到主人公；后来女主人公死了，用了一个天鹅离去的镜头。我认为这个角度更像陈冲对世界的理解。
《星》：你为什么会接拍《知识改变命运》这个广告？（附：40集大型公益 广告《知识改变命运》上。目前，这套耗资巨大的公益广告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至八套节目中滚动播出，每集1分钟，全部采用纪实手法，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了来自不同行业、有着不同经历的40个主人公的关于知识在他们生命中所起的作用的故事。顾长卫既是策划人，又是导演。）
顾：主要是因为被它的主题所吸引。科技、教育的进步对一个国家的富强，对社会的进步，对生存环境的改善，都会有有益的影响。我是把它当作一个纪录片来拍的，这也是吸引我的地方。艺术的发展是跟生活越来越贴近的。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更容易被真实的故事、真实的纪录片吸引？就是因为它更接近于人性。所以近几年来，包括国际上的电影也都越来越恋于纪实风格。我自己读书的时候也很喜欢看纪录片，一边看一边就会激动得受不了，所以我一直想能够做个纪录片。
原来想拍得很长。因为创意本身就是纪实性的，所以片子最终也采用纪实的手法。给每个人物画一幅肖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