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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自我一旦产生，它就会贪婪地吸纳很多社会的东西纳入自己的结构里面，总是要扩大自己的地盘。然而，吸纳的这些东西，有些是用来让人更好地生存，而有些则可能是垃圾，恰恰对人的心理结构有害。换言之，是社会和他人在你没有意识或有意识但却只能屈服的情况下灌输给你的。它内化成了你自我的一部分。
当你完全屈从于外界的价值排序时，你的瞳孔将映射出你内心的扭曲。因为每个人的身份等级都确切地包含在他的眼神里，眼神能反映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属的阶层。当你面对比自己差的人时不屑一顾，面对比自己强的人时战战兢兢，你还能有什么作为？
可悲的是，社会化是无人能够逃脱的宿命，除非你不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社会化可以让你掌握一定的社会生存技能，但如果一个社会不那么美妙，邦无道，它也会把很多有害的东西灌输给你，对此，去朝鲜看一看你就明白了。
无论怎样，外界的事物只要变成你的自我，利用认同的力量控制你就非常容易。即使是一些有利于你生存，并且不威胁你心理结构的东西，也往往会成为你的弱点。如果他人想要利用你、操纵你，只要打探清楚或制造出你的认同即可。对此，看令狐冲怎么忽悠梅庄四友的你就明白了。
因此，苏格拉底曰：未经过审思的生活没有价值。王阳明曰：心外无物。
一个真实的自我可以让人有效地应对真实的世界，从而完整地把握世界。
一切皆因思想而异。如欲改变命运，首先改变自己。如欲改变自己，首先磨练内心。
谚有云，黄河尚有澄清日，人岂无有得运时。没过多久，王阳明就被擢升为南京鸿胪寺卿，虽然还是个闲职，但至少是一把手，而且搬回南京市内办公，不那么闭塞了。
阳明“日则处理公务，夕则聚友论学”，一时高朋满座，讲学不休。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我彷佛看见，在那些镌刻着华丽的岁月里，阳明偕同友人，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之时，雇了一只灯船，在桨声汩汩，灯月交辉之中，在华灯璀璨，笙歌彻夜之中，在雕梁画栋，凌波纵横的船舫之中，拨开凝滞着六朝金粉的碧水，驶向那云遮雾绕的彼岸……。 最好的txt下载网
39 桨声灯影 布道金陵（2）
空气氤氲着甜蜜，夜风吹漾着烟霭婀娜到阳明搭乘的那只灯船，熏醉了船客，熏醉了大明朝的整个文官集团……
就在这夫子庙旁，阳明的学说开始走俏，以至于秦淮河上的*在完成了本职工作之后也能和顾客探讨一下“朱陆异同”。然而，酒逢千杯知己少，在这个平庸的时代，人皆以奇谈怪论吸引眼球，外在的信息不辨真假，但以猎奇为乐，谁又能真懂阳明之心？
朝廷方面哭笑不得，阳明走到哪心学就热到哪。然而毕竟属于学术问题，也不好强力打压，便由他去吧。这种开明的态度，明亡之后数百年间，除了民国乱世，我没有见过。
一个叫杨典的御史，充分发挥恶搞精神，上书吏部，建议将王阳明调到国子监当祭酒，以满足他好为人师的愿望。还好吏部早就集体补过钙了，没有脑残，不会做出让韩寒去当中央党校校长这样疯狂的举动。
正德十年，两京官员考察，四品以上官员采取自陈的方式，自我评定。
于是有人要说了，那还不都成了自吹自擂，自我邀功了？
为了杜绝这种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恶劣行为，这些人的自我鉴定都要送交都察院和吏部审核，由都察院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揭发其隐瞒的“遗行”，简称“拾遗”。一旦隐情被揭露出来，当事人由于欺君在先，必须主动辞职。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在于，都察院和六科都是一帮官阶很低的愤青，平时互相瞅着都不顺眼，更不要说瞅上面那些威风八面的大佬了。高级官员稍有不慎，让人抓住了把柄，这帮人就会闻风而动，奔走相告，生拉硬拽也要给你赶下来。平日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遇到“京察”这种可以名正言顺黑人的机会了。
阳明非常清楚，在北京的科道官员队伍里，要想找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比在中国足球队里找一个不会射门的人还容易。所以他干脆以退为进，在述职报告中不咸不淡地自我表扬了一番，不咸不淡地自我批评了一番，着重强调自己曾经被大恶人刘瑾搞得很惨（投窜荒夷，往来道路，前后五载），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请求致仕。
杀人不过头点地，愤青们见人都惨成这样了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朝廷也没有批准他的退休请求。
如果没有特别的契机，阳明也许就在这南京鸿胪寺卿的任上终老了。
而心学由于无法得到实践的证明，最终也只会销声匿迹，渐为历史的尘埃所覆盖。
然而历史的走向却使人欣喜，阳明再次用亲身经历验证了一句话：不是你所处的环境决定你的命运，而是你所作的决定注定了你的命运。
当你制定了一个目标时，整个宇宙都会让你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
而脑残皇帝朱厚照的所作所为使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异口同声地告诉怪叔叔朱厚照——农民起义。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40 农民又起义了
正德十一年九月，由兵部尚书王琼推荐，明廷将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
南：江西南安府。
赣：江西赣州府。
汀：福建汀州府。
漳：福建漳州府。
然后还包括湖广的郴州府和广东的韶州府等地。
我查了查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将这些地方连接起来，所辖范围着实不小，比单独一个福建或者江西都要大不少。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周围的省份都不想要这块地，于是这片区域就被直接踢出了各省的版图，重新成立了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叫南赣巡抚。
正德年间的文官，如果跟谁有仇，就会诅咒他被调去当南赣巡抚。
这块地方基本是山区，油水是没有的，乱民是很多的，治安是极差的。
山民聚众抢劫在当地属于常态，偶尔集合起来攻占个把县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至少巡抚衙门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理说此地经济落后，男盗女娼，整个一现实版恶人谷，民众应当避之不及才是，怎么动静反倒越闹越大了？
事实的真相很残酷：正因为避之不及，所以留下来的都是精华。
经过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七位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同志终于闪亮登场，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谢志珊，蓝天凤，陈曰能，地盘江西。
池仲容，高仲仁，地盘广东。
龚福全，地盘湖广。
詹师富，地盘福建。
这些人里，个别已经称王，即使没称的也高喊着“不纳粮”“不当差”的反动口号，得到了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的广泛支持。这帮人凭借崇山峻岭，洞穴丛林的掩护，堵死个别山道，官军压根攻不进去，再加上各省互相推诿，最多赶走了事，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渐成燎原之势。放眼望去，赣南闽西大大小小一脉相连的山麓，千里皆乱。
官有清浊，民有顺刁，老戏新唱，农民造反。
于是一个疑问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持续了上千年，政权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载治乱兴衰的史书汗牛充栋，统治阶级当真麻木不仁到非要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往死里剥削？
问题远非你想象中那么简单。
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通过遍览明朝各地方志、奏折以及《大明会典》，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第二，明代的税收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减少；
农业税低到什么程度呢？全国平均税率不超过百分之十。
这确乎委实是低到一定境界了。
更恶劣的是，即使这么低的税赋，还是有人一门心思地逃税漏税，而且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摸索，将逃税这一伟大事业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艺术层面，并总结出多套专业术语，比如飞洒、诡寄、虚冒，具体内容，可以参考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记载。
即使抛开这些人为的因素，单就税制的设计便足以使明廷抓狂。经济学中有个“拉伐曲线”，它反映了一条规律：降低税率实际上会增加税收收入。这是因为民众会对税收政策的刺激作出反应，高税率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而情愿享受闲暇，反之亦然。
再比如，纳税理论中有一条“纵向平等”的指导思想，它主张支付能力高的纳税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这听起来似乎天经地义、自然而然，没有比这再正确的了。不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你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比如你认为对昂贵皮衣应该征收很高的税，因为买皮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分析：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最不爽的自然是文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