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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承平日久的大明朝早已失去了锐意进取的开拓精神，土木堡之变更让后来者对北伐噤若寒蝉。目睹这茫茫一片的沉沉死气，王阳明愤怒了，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奏疏：
臣以为为今之大患，在于一些大臣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这帮人抑制大公刚正之气，专养怯懦因循之风。于是，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长此以往，衰耗颓靡，朝纲不振，有识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而近日的边陲之患正是上天在警省陛下，革故鼎新，改弦易辙的时机到了啊！
接着，他又提出八项措施供皇帝参考，内容涉及到经济、政治和军事，所虑甚深，所思甚广。
其实，历史学家对明孝宗朱佑樘的评价基本一致——弘治中兴。但问题是，历史上的“中兴”太多了，这个中兴到底掺没掺水？
朱佑樘童年不幸，常年遭受老女人万贞儿的*，命悬一线。作为一名*控的儿子，多年来，朱佑樘忍辱负重，寄人篱下，一年三百六十天，刀剑风霜严相逼，怎一个惨字了得！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朱佑樘噩梦般的童年比穷人家的孩子恶劣多了，这种生存环境都能抗到长大的，一般不是成为美国诸多B级恐怖片里的变态，就是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朱佑樘属于后者。
不过，朱佑樘的贤名主要是体现在与文官集团融洽的关系上，史书上关于他批复文官奏折记载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上嘉纳之”。
但“上嘉纳之”不能当饭吃，治国要的真才实干。即使弘治朝豪华的内阁阵容掩盖了朱佑樘能力上的平庸，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时人的记载看到一些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
比如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东阳奉命去曲阜祭孔，一路上便见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一带满路都是流民，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足十天，官员的工资拖欠已逾数年。东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一年之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若是今年秋天再歉收，如何承受？臣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李东阳作为一时文豪，将汇报写得煽情动人、直言不讳，一时间广为传颂。但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他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只反复提醒皇帝要“节用广储”。
客观地讲，朱佑樘还是很勤奋的，选用了大批才德兼备的名臣，比如徐溥、刘健、谢迁、马文升。
但制度不改，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李东阳笔下“贪官酷吏，肆虐为奸；民力困穷，怨咨交作”的现状。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制度是有保质期的，只有不断地修补，革新，才能保证社会机器的良好运转。改革固然会伤及既得利益团体，固然会出现波折动荡，但不改则必死无疑，因此，一个立志进行改革的优秀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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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良知到底是个啥？
王阳明清楚此刻自己人微言轻，但他还是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内阁审议，酌情施行。然而奏折呈上去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没有抱怨是不可能的，以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漫漫仕途，多少人就这光阴虚度中步入耄耋之年，哪还有平治天下的精力和热情？
春花闻杜鹃，秋月看归雁。人情薄似云，风景疾如箭。
王阳明早就看透了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特点，发牢骚道：就做官这项高风险的职业而言，皓首而无成者占绝大多数。幸而有成，能得其当盛之年者几人？这几人中，想做点事却又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
但王阳明跟普通人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能全面地把握事物的两面性，在自己偏激的时候立刻将心态调整到中间状态。比如他对仕途偃蹇感到郁闷时，马上又说：“天下之事，其得之不难，则其失之必易；其积之不久，则其发之必不宏。”
王阳明看问题之所以这么独到深刻，皆因其务实到极点的思维方式。
心学教会了我们一件事——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偏激永远是因为你看得还不够多。
那怎么才能达到这种中正平和境界？致良知。
不要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了，王阳明的良知很简单，就是他临死时的最后一句话。就跟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导演库布里克，在他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界》里让妮可饰演的女主角说出最后一句台词“Fuck”来作为其导演生涯的谢幕一样，王阳明临终前用了八个字来回顾他的一生以及对人生和世界的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多么简单的八个字，多么深刻的道理！良知者，内心之光明也。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怎么界定内心的光明？
我的答案是，符合自己真性情的想法就是光明。
这就跟孔子所说的“直”“礼”和“仁”一样，这是做人的三重境界。直是人的真性情，地球人都有，小孩表现得最多，大人一般情况不表现出来。礼是什么呢？孔子的礼不是礼教的礼，而是选择一种不伤害他人、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
那仁呢？仁就是“直”和于“礼”的自然流露，个体情感与理性原则的高度契合。
回到心学上来，光明与否不是外人说了算，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能说服自己的话是废话，不能从内心产生认同的道理就不是你的“理”。
于是又有问题了，光不光明都是我说了算，那是非标准由谁来定？其实，我们常说的“善”和“恶”都是社会根据需要来划分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都是伪问题，人性用四个字总结就是“趋利避害”，不存在什么善恶之分。然而，用社会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就跟孔子的用“礼”来修饰“直”一样，没有限制的社会是欲望爆炸的社会，最终只能走向毁灭。大部分限制是根据既往经验总结得来的，是符合浑然天成的良知的，但也有一些限制是违背“趋利避害”的本性的，这就看个体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矛盾了。
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这里的“君子”不单指贵族阶层，而是普遍意义上道德文化修养高的人；“小人”也不是指品格低下的人，而是指没有见识，社会地位很低的平民百姓。君子见多识广，心胸豁达，不贪图小利，往往能成大事；小人鼠目寸光，患得患失，往往把很小的事都搞砸。比如当你去见比自己社会地位高很多的权贵时，君子因为心怀坦荡，谈吐不俗，就会妙语连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而小人因为急功近利，难以坦率，只会给人以畏首畏尾的形象。
良知之心就是君子之心，渊默之心，临危不乱之心。君子的权术是高超实用的艺术，小人的权术是滑稽可笑的表演。怎样成为君子？拥有光明之心。如何拥有光明之心？深入思考，全面把握，说服自身，内心平静。
12 盛世危言（1）
阳明此刻并不平静，观政工部却去考虑户部、兵部的事，很明显是不想按部就班当个官混子。
明朝言官权重，有点追求的人都希望跻身其列，王阳明也不例外。当他的朋友以礼科给事中擢为京兆尹（北京市市长）时，他羡慕道：给事中是言官，京兆尹是三辅（治理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之首，朝廷这项任命是用言官来试做三辅啊！
在此期间，王阳明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个王越比较神，虽然是皇帝的亲属，但很有追求，是个进士。当年参加殿试时，狂风突起，将王越的试卷给吹到天上去了，王同学顿时欲哭无泪。还好考官又给了他一张卷子，让他答完交了。
没承想这年秋天，棒子国使节来京进贡，竟然带来了王同学的那张卷子，说是朝鲜国王一天视朝的时候，一物从天而降，定睛一看，却是天朝学生的试卷，不敢怠慢，便叫使者将之带回北京。
一张卷子跋山涉水从北京飘到朝鲜已然够神了，而据《王阳明年谱》考证，经常“通神”的王阳明早年曾梦见王越赠送弓箭给他就显得更神了。
作为此次工程的包工头，阳明格外留心，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他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劳逸结合，按时作息，比之前在桌上聚果核为戏更加真实直观。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越大，指挥的人越多；指挥的人越多，越能成就大事。
任务完成后，29岁的王阳明循例担任实职，授官刑部云南司主事。这个正六品的官相当于现在公安部分管云南省案件的处长，小是小了点，但很有实权。
权力与义务从来都是对等的，刑部主事要求身处京师而能决断于千里之外。并且，大小事务，杂乱无章，是一项很费脑力很磨耐心很容易得罪人的工作。
而且，礼与法、情和理的冲突是刑部官员必须时刻面对的悖论，悖论思考得多了，王阳明自然也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深刻了。
第二年，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会同地方官审决重犯。职务虽说不高，但可以实现意志，施展才华，于是阳明又来劲了，详细审阅卷宗，四处走访证人，*了许多冤假错案。
事毕，他冒雨游览了九华山，沿着羊肠小道涉险寻幽，探奇揽胜，访问了许多名人隐士，心旷神贻。
在九华山，阳明结交了不少僧友。比如化城寺有个叫实庵的和尚，生得仪表堂堂，能诗善画，学识渊博。王阳明与他相识，当即结为诗友，并为他的画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