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亮的点（1）
世界闻名的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做过无数次环球巡演，在他们2006年的全球巡演中，首次包括了一个新地点——上海。“我们都知道上海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城市，”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对媒体说，“所以我们希望在行程中一定要包括上海。”滚石乐队明白国际投资者、全球制造企业和投资银行家在数年前就明白的一个道理：上海一点也不像中国的其他地方。它不仅在吸引投资和人才，也在通过主办艺术活动，兴建热闹的酒吧街以及加强与其他世界大都会的联系来努力打造全球创意中心。
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它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强大的进程，那就是作为我们当今时代基础经济单元的超级区域的兴起。如今的超级区域是指拥有5百万到1亿人口的区域，它们创造了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的经济产出。这些超级区域进行着大量的创新活动，而且也产生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成就和科技创新。
城市一直就是世界的自然经济单元，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所理解的城市已经由那种被农村和郊区围绕的一个市中心，发展成为有两个或多个城区组成的超级区域，比如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走廊。城市是由单独的邻近区域组成的，大都市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和周边的郊区组成的，而超级区域是全新的自然经济单元，是由不同的城区不断发展，人口不断聚集，不断往外扩张并相互交叠形成的。
当今的超级区域行使的职能和过去的大城市的功能有些相似——将人才、生产力、创新和市场聚集在一起。不过超级区域的活动平台更广阔，过去城市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而现在全球化使得城市要面对全球竞争。由于经济活动已经全球化，城市系统也变得全球化了，城市要参与全球竞争。这也意味着超级区域这个更大更有竞争力的经济单元已经取代城市，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引擎。
唯一重要的经济单元
我们常常按国别来思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传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地理引擎。正如李嘉图在他的著名理论中所阐述的，不同的国家要专注于不同的行业，这样它们才能够在与别国的竞争中获得并保持“比较竞争优势”。
大多数学习经济学历史的学生都会发现由农村到城市再到民族国家的渐进过程。实际上，贸易、商业活动和创新之类的经济活动通常是从城市兴起的。城市，以及现在的超级区域一直都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引擎。
首先发现这一点的是伟大的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她因对城市规划的严厉批评而闻名，著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其他两本不是特别出名的重要作品《城市经济》和《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在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一书中，雅各布斯反驳了一个长期流行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的兴起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提高，使农产品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外还有盈余。依据雅各布斯的说法，实际上，最早的城市是围绕野生动物和谷物的原始交易形成的，这使得当地居民认识到了农业生产以及产品输出的经济效益。甚至之前人们公认的典型的“农业”活动，实际上也起源于城市，随后向周边扩散。雅各布斯指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往往起源于城市，而后在农场地区得到普及。例如机械收割机，最初是在城市发明、完善并使用的，随后这一科技成果进入农业地区，并在这些区域产生了革命性的效果。为了更好地阐明她的观点，雅各布斯描述了19世纪40年代大饥荒爆发后的爱尔兰，由于城市活动受到抑制，整个国家都无法从困境中恢复元气：
那些最亮的点（2）
没有港口接受救援食品……没有磨坊碾磨救援谷物。没有技工、工具和设备来建造磨坊。没有烤箱来烤面包。没有办法传播种植土豆之外的种庄稼的信息。没有办法销售其他农作物的种子，也没有种植其他庄稼的农具。
雅各布斯继而说明，使爱尔兰陷入如此困境的是英国统治的铁拳：
英国对爱尔兰征服的核心是对城市工业的系统性压制，正是这种压制使爱尔兰人如此无助。英国也对美洲殖民地中的小城市工业采用了同样的压制政策。
按照雅各布斯的说法，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将融合它所在国家的内陆地区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城区”。城市附近的农场由于采用了城市的科技创新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农村的居民逐渐向城区靠拢并在城市中找工作。随着城市经济产出的增长，市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更大了，同时支持城市周边发展的技术创新也多起来。
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在今天仍然起作用，但是已经不能再用国家的界限来定义经济体了。相应地，超级区域已经成为新的自然经济体。它不是人为设定的，也不像民族国家或者国家的省份那样是人为的政治边界，而是创新、生产中心和消费市场聚集的产物。今天的超级区域，实质上是邻近的城市和它们的郊区的聚合，它们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单个的城市和它们的内陆区域。
1957年，经济地理学家琼？戈特曼（Jean Gottman）首先使用了“超级都市（Megapolis）”这一术语来形容新兴的经济枢纽——波士顿—华盛顿走廊。3这一词语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很大的城市”，随后被应用到了其他几个地区：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到圣迪亚哥的广大区域，从芝加哥到底特律再到克利夫兰最后到匹兹堡的超级大都市，以及喧嚣的日本东京—大阪地区。
1993年，日本管理专家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文章，文中提出“全球自然经济区”，或者称为“地区国家”，已经取代了民族国家，成为他著名的提法“无边界世界”中的经济单元。
地区国家有可能完全在民族国家之内，也有可能超越国界。这无所谓，这只是历史偶然形成的。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取决于它们在政治边界中的位置，而取决于它们的大小和规模是否真正是今天全球经济中的自然商业单元。在无边界的世界中，“地区国家”的边界及其与外界的联系才是最重要的。
并不是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成功地按照超级城市的模式运作。例如加尔各答和德里都很大，但也很贫穷。正如大前研一所写：“或者是它们面对全球化的经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再或者是它们没有相应的资源来实施他们的解决之道。”
大前研一的观点非常重要。人口和经济增长并不一致。这些超大型城市与超级区域有很大的不同，超级区域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有广阔的市场，强大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创新活动和高技能人才。
只通过民族国家的数据来观察财富的增长是很误导人的，因为对于经济活动在哪儿发生而言，国界并不那么重要。资金总是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人们总是涌入有机会的地方。确实，这使得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但同时也意味着资金和人才将会集中在生产率和回报最高的地方。
国界对于文化认同不是特别重要。我们都知道，在同一个州或者省中的两个城市都会大不相同，更不用说在同一个国家中了。那些被束缚在“山谷”中的人不仅要忍受落后的经济，在文化上也变得与他们生活在超级地区的邻居们不同。这些不断加重的痛苦和显著的经济差距，更拉大了世界上“拥有者（h*es）”和“不拥有者（h*e…nots）”——城市中的“阅历丰富”的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差距。
同一国界中的城市渐行渐远，而超级区域尽管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很远，却正在变得越来越接近。如果两个超级区域发展情况相似，不论它们的地理距离或者历史关系如何，它们都可能形成相似的社会道德准则、文化品位，甚至政治倾向。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纽约和伦敦（被一些人称为“纽伦”），甚至也发生在纽约和上海，尽管人们对此仍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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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聚越大的Superstar（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88年写道：“如果我们只考虑普通的经济因素，城市应该越离越远。”不管怎样，卢卡斯提醒了我们，土地“在城外总是比在城里要便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企业和居民没有离开城市去成本明显低很多的地方呢？卢卡斯用另一个同样简单的观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为了和其他人在一起，为什么要支付曼哈顿或者芝加哥闹市的高昂房租呢？”
卢卡斯的这句话强调了地点的重要性，而且深入到了对经济增长动力的探究。他确定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的聚集、生产率的提高、创意技能和人才的汇集。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和超级区域是推动世界前进的真正经济单元。这些组成了人口集中、人才汇聚的地缘生产系统和市场。卢卡斯认为，这些地方有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社会经济优势，它们在创新和生产率方面的收益将远远超过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成本。
经济增长研究是一个很深奥的领域，直到最近，它仍然没有对地点的重要性有足够的重视。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他提出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是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也就是专业化。他用经典的徽章工厂的例子论证了如果10个工人各自专注于他们的某一道工序的工作，将生产比10个工人独立工作多得多的徽章。斯密认识到企业需要通过专业化来更为有效地运作。
25年后，大卫？李嘉图开始创立自己的经济财富理论。在1823年他英年早逝之前，李嘉图简要地提出了比较成本的理念，解决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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