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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或是被抓，或是逃走。第二天，医院被日军接管，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院中所有的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六时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十一时，萧红病逝，年仅三十岁（虚岁三十一岁）。
我们应该说是战争戕害了萧红。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萧红绝不会这么年轻就死掉。是战乱毁损了萧红，这笔帐是应该记在日本人的账簿里。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一月，萧红三十一岁。在日本人的枪刺下，生命变得飘忽，如风中之烛，战争掐灭。
一声天鹅的绝唱，凄厉哀痛。这美的消逝，是对战争的控诉还是对命运不公的抗议？身边没有一人的萧红，在日本人来的那个长夜里，外面的军靴马嘶，是怎样折磨着她的神经？她从东北日本人的手掌挣脱，最后还是死在日本人的占领地里。萧红的病不仅与战乱生活有着直接关系，而且，重病的她如果不是被日军赶出医院，也不会死得那样快。
《呼兰河传》里写道：“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大，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躺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着，那是自古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至于那没有被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萧红不是佛教徒，但她让我们看到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和四季的交替，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没有理由，没有说道，但内在的悲悯却让我们感到战栗。毕竟是生命，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后，一连几天无法吃饭。在十八世纪法国政府*新教徒时，流亡国外的布鲁逊博士因为过于痛苦而大病一场。这里的厌食和生病，都是一种心灵的良善和悲悯。对萧红的死呢？临终的眼，一定是苍然无助。那里面还能储藏着湿润的水吗，怕是干涸了。每每想到萧红的死，我总会有荆棘鸟的绝唱在心头回旋。不仅仅是哀感，里面有血丝的美与痛。
萧红死后两年，诗人戴望舒拜谒萧红墓，写下《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 想看书来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1）
说汪精卫，对我是难的，也许种种的定见，使我们陷于单一“汉奸”的维度，但又常想，他骨子里其实和秋瑾、鲁迅一样流着浙东复仇之乡的血，但为什么使他不再爱惜羽毛，人格与行为形成最大的断裂，从志士滑落到巨奸？时代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党争的意气用事？白面书生，处斯乱世，不谨细行，终累大德。
于是，我想从他的诗词里触摸一下他的心理节奏，虽然说人与文是统一的，受到很多的质疑，但白纸黑字毕竟是人留下的印记，就像作案的人留下了物证。从诗词作为汪精卫的人格与处世的解码口，也不失为一个方法。
汪精卫有的诗词读了，真的会有种奇异的感觉。如果你把作者掩去，不知道你读的诗词是汪氏的作品，那里的意象词句是很能勾起你感慨的。这是曾被选入中央大学《基本国文》课本的他的一首《满江红》：
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磷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万千年，情犹热。
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秦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
这里的悲苦凄凉，却仍道是心不改，志不移，颇有汪精卫所说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之意。做了贼人，却又护短，但护短之才却是罕有匹敌。真的，你一读这样的诗词，难免有血往外涌的感觉，不再是审美，风檐展书读，古道无颜色，开卷妙响，一字一声，如曲如乐，但到后来镇定了，不禁哑然失笑，这是汉奸的诗，不要中了惑毒，污了本性。
我总觉得离骚同于屈原，南山则是陶潜。汪精卫满眼里的青磷碧血，秦淮碧，似哀江南赋，使人觉得有点隔膜。一次次在灯下，仔细辨认，这里的江山，不再是故国，而是屈身附贼，汪精卫泪眼里的山影。钱锺书先生曾作《题某氏集》，对汪精卫的诗也有赞意：“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一
中国人对政治气节看得比女人的贞节还重，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讲究气节的典型，无疑是伯夷和叔齐。司马迁把他们冠于《史记》列传之首：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
武王以正义战争胜利者的名义，荣登大朔。“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但庄子在《让王》篇中，伯夷、叔齐指责周的行为是“推乱以易暴”，因此“天下闇，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周德衰败，与其和周朝相处污染我们的身体，不如躲避，清洁我们的行为。在这里，庄子第一次为我们民族提出“洁”的概念，其实我们可以延伸的是我们不但要有身体的洁，更要有精神的洁。但洁，无论身体和精神都是要有成本的，没有肉末，没有食粮，对出身贵族的肠子来说，采薇而食，面有饥色的日子并不好打发。鲁迅先生在《故事新编。采薇》这篇小说中甚至给伯夷、叔齐列了一个薇菜的食谱：薇汤，薇羹，薇酱，清燉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蜀汉谯周在《古史考》中记载了一个伯夷、叔齐饿死的传说：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2）
这确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和洞见。“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水是周朝的，云是周朝的，薇菜也是周朝的草木，你们不食周粟，却食周的草木，性质有何不同？面对这个尖锐的说法，伯夷、叔齐的道德优越感现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两全之下，只好饿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齐作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其实由庄子提出的“洁”，我们想到历史上人们抨击的不洁的五代十国的冯道，冯道让后人在史书上诟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节操。在正统的历史伦理和由儒家建立的社会道德伦理看来，一个有操守的官员，应该有为人与为官的底线，超越底线，就会引起人们鸣鼓攻之，但冯道在乱世里却走马灯似的变换门庭像人尽可夫的*：冯道在唐朝末年投奔军阀刘守业任参军，刘败后投奔河东监军张承业，张承业将他推荐与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升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和出帝时亦均任宰相。契丹灭晋后，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仍任太师。短短的数十年间，冯道接力一样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五个朝代及十个皇帝——唐庄宗、唐明宗、唐闵帝、唐末帝、晋高祖、晋出帝、汉高祖、汉隐帝、周太祖、周世宗和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政府中出任中枢高官。于是欧阳修在撰《新五代史》时以朱笔点评：“其可谓无廉耻者矣。”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虽然对冯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风、大臣之体赞赏，但最后还是下了这样的结论：“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但冯道这个人让我们跌破眼镜的是，他并非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一类，冯道“少纯厚，好学能文”，“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
冯道早年在李克用军中任掌书记，也是文职中的将军军衔，可他却居住在十分简陋、四处冒风的茅屋里，连片席子也没有，晚上就和衣像猪狗一样躺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稻草上。吃的食物也与普通兵士完全没有两样，从来没有要求开过小灶，领到了薪水，他就将这些钱拿来和手下的士兵，以及仆人一起打牙祭改善生活。那年月，打了胜仗的军队抢几个民女解决生理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冯道手下的士兵怕他寂寞，偶尔送几个女人给他，冯道实在推脱不过，就像柳下惠似的将女人弄到别处安置起来，等到寻访到了她的家人再将她送回去。在唐庄宗手下任户部尚书时，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竟徒步回家奔丧，当地的父母官听说朝里的部级官员回老家，纷纷备礼品来看望，可无一例外地被冯道客客气气地婉言谢绝了。
当时，冯道的家乡正好闹饥荒，冯道就拿出所有的家产，代替运转失灵的国家对饥民进行赈灾。此后，在守孝期间，冯道一直住在一间破屋子里，亲自耕田砍柴。邻居有人因劳动力不济而使土地抛荒的，他就悄悄趁着夜色代为耕种。
晚年冯道写过一篇夫子自道的文字《长乐老叙》，老老实实地记录了他历仕多朝多帝的经过，最后陈词道：“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