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实，在对日诉讼的事情上，我们要感谢一位普通的民办教师，是他以自己的真唤醒了那些屈辱的进入耄耋之年的女性，是他，不是用笔墨，发掘出了奇异的历史，一种难言的民族的苦楚和疼痛；若不是他，历史的一段怕就要湮没，风干了，如他家窑洞门框上的辣椒，是他让那些受侮辱的灵魂站了出来，他就是民办教师张双兵。
一九八○年张双兵在山西省盂县西潘乡高庄村当民办教师，这是在普通乡村普遍存在的一个职业，没有工资，也没有医疗，农忙的时候可以到地里收割庄稼，一天，张老师正在带学生麦收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太太跪在地里艰难地劳作着，张老师当即让学生们给老人帮忙。这位老太太就是侯冬娥，在村子里无儿无女，与老伴相依为命，生活穷困而艰难。而且在村子里还要忍受着人类最卑劣的根性之一：歧视。人们对老太太的议论很多，说她是“上过日本人炮楼的女人”，但是老太太本人从不提起自己的过去。从小就听家里人讲起日军在家乡暴行的张双兵，出于一种物伤其类的同情，自此便常抽空去侯冬娥家帮助做些家务活，担水、劈柴，打场、播种。但是，每当张双兵在炕头向老太太问起“上炮楼”的事，老太太总是保持沉默。怎样让老太太说出心里话，张老师把妻子叫来，夫妻俩对侯冬娥说：“您一定给我讲讲日军*你的事，说不定真能为你复仇呢。”经过了十年，在这片忍辱负重的土地上，张老师像一盘旋转不已的辘轳，反反复复前前后后几十趟，在沉默了五十年之后，侯冬娥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内心，十年构筑的信赖关系，才使这一天成为可能。侯冬娥眼里不再是不安，而是信赖与诉说。
在以后的拉家常中，侯冬娥含泪一点一点吐露了自己的过去。侯冬娥是当地的美人，人称：盖山西，盖者，方言超过的意思，也正因这个缘故，侯冬娥被日本人拉到炮楼的事在乡村就广为人知，成为人们再度侮辱谈论的对象。
张双兵把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了七八千字的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日本政府。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位站出来讲话的受害女性，也是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十年的时间里，张老师走遍了家乡附近的沟沟坡坡，到处打听曾受日军欺侮的女性。但是，沉默的乡村依旧选择的是沉默，在农村，很多受害妇女怕人笑话，不愿意说起过去的事情。她们怕记忆的闪回再回到那痛苦的深渊，还有的妇女，被日军强暴后，出嫁到距离家乡很远的地方，很难找到她们。一只沉重的蜗牛，他爬，他背负着那些苦难的女人的悲惨。我想，总有人会感铭着张双兵的无声无息的路途，也许他知道，他走过的足迹涂掉了那些玷污，他知道脚下的坎坎坡坡刻过多少受害女人的血泪。 。。
无望的正义（6）
侯冬娥当年被日军强暴后，被一位叫李四银的八路军战士救回家。后来这八路军转业到了大西北工作。为了找到这位证人，一九九九年的暑假，张老师自费去了新疆的哈密，最后在哈密农牧局找到了已经暮年离休的李四银。为了节省差旅费用，张老师日夜兼程，前后只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取得了证人的证言。但是，几天几夜的火车硬座坐下来，张双兵回到家几天了，还感觉像是在火车上忽悠着。
张双兵了解到西潘乡一位叫侯巧莲的老人曾被日军强暴。为了能让老人讲出自己受伤害的往事，张双兵经常到山里看望老人。老人家在半山腰，吃水不方便，张双兵每次去看老人，都是从村里挑着水给老人送去。最后，老人不仅向张双兵讲述了日军的暴行，而且家里每年打下红枣都要给张双兵留着。老太太说，我的儿子、闺女也没有张双兵好，因为儿子、闺女能给我吃，给我喝，但是不能给我出被日本兵欺负的这口气。张双兵不仅关心我，最主要的是给我出了这几十年压在我心里的恶气。
曾被日本军人强暴的羊泉村刘面换老太太。她说，张老师可是个好人，为了我们的事，他受苦了。我们这些老太太已经七八十岁了，我们也没有文化，如果我们死了，这段事就没人知道了。张老师把我们的事都写了下来，就可以留给后人看，后人就知道日本鬼子是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的。
羊泉村的周喜香因为惨遭横祸后失去生育能力和落下残疾，周喜香后来收养了一个养女。有年冬天，老太太得了肠胃病，住院一周，治病花的一千多元钱是张双兵帮助筹募的。老太太没有什么收入来源，吃穿由养女负责。周喜香的养女说，我从三岁就和妈妈一起生活，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妈妈被日本鬼子欺负的事，是张老师让我妈开口讲出了真相。张双兵经常去看望周喜香老人，老太太喜欢吸烟，但家里没有钱买烟，张双兵就拿出自己的烟给老人吸。有的时候，赶上下雨，满院子都是泥水，老人想到院子对面的屋子去，张双兵抱起老太太给送过去。
也许，张双兵老师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撬开了一块松动的历史板块，如果不是他，历史在这里将作为哑巴，谁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只相信存下的文字和站出来的那些人，如果没有张双兵替那些老人留下了文字，也许你不相信历史曾有的野蛮和那些女人受到的侮辱。
日军在战争过程中所谓的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践踏女人尊严的丑陋暴行，它损伤了被强迫无力无罪女性们的人格、人性，乃至所在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和她们的国家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的发现，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出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的集体奴役、集体性施暴。那些女人屈辱地活着，她们只是泄欲的容器，这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记录。东方的慰安妇制与西方纳粹的屠犹，是法西斯背离人性的妄念和行为，是二十世纪践踏文明世界的罪恶又下流的两大罪状，而尤以慰安妇这种完全违反人类两性伦理的*制，给受害民族心理层面和人类心灵带来耻辱的深重，它远远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它使人们反思，我们的人性究竟离*还有几米？
这些受害的女人，即使苟活，也多是嫁给乡村或城市里的边缘人，或是残疾或是年龄大的死掉女人的或好吃懒做的游手好闲者，她们的一切，都在日本人的丑陋里崩溃了、毁灭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无望的正义（7）
四
一九九六年七月，刘面换到日本出庭，这是她第一次出庭，律师在中国曾和她一起练习三次，到日本又反复练习，直到开庭那天，最后她不耐烦了，同一个问题要问几遍啊？我想，这不是不耐烦，是每次的回答，就让刘面换又重回那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狱里一次。
然而让人想不到在法庭上，虽然她泣不成声，但在律师的鼓励下，她带着陈述书无法表达的悲痛和哀伤做的陈述，气势压倒了法庭。后来刘面换作为幸存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出席听证会，令不少人泪洒当场。
但最后，日本法庭以国家无答责，而使这些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败诉，茫茫十年，刘面换曾到日本数次，作为一个年近八十的老婆婆，她到曾给她无数梦靥的国土，她的内在的痛和坚韧，非是一般人所能比拟。
第一次刘面换到日本的时候，她的陈述书上的名字是“刘面换”，但是身份证明却是“刘面焕”，焕发的焕，有熟知中国情况的人说，人名不会用“换”，律师团以为是错误地把“焕”写成“换”，于是就向法院申请将原告的名字改过来。但后来知道刘面换的乡村风俗和父母的希望特意用“换”，表达对女儿的爱意时，这些日本律师为自己的粗疏感到羞愧，一再道歉。
在日本法庭讲述时，郭喜翠不讲受害的核心部分，律师也问不出来，只是说被强暴“身体极度变坏”，然而谁知郭喜翠突然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在许多日本兵面前，我的下半身被切了！”
在法庭询问之前的准备中，她从来没提过这件事。有些慌乱的律师忙问：“你所指不是腿，而是难为情的地方，对吗？”就是在法庭上郭喜翠初次公开了*被切的事实。伤口未做处理而化脓，她动弹不得，最终被放回家。后来才知道，所谓“被切了”，实际上是日本兵将两腿强行拉开，*被撕裂了。像这样具有震撼力的事实，如果不是她自己想说，任是谁也问不出来的。
在日本国土上，这些普通的中国乡村的老婆婆，以自己的屈辱唤起人类对自己曾犯下的罪能有所反省，正义、忏悔、尊严、平等、良知、同情，这一切不只属于某一部分人和某一种族，它应该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现实关怀之中。
人们说文章写作，最困难的莫过于写对话，没有描述，没有渲染，绚烂归于平淡，但我们从一篇法庭证言里，能感受到一些什么呢？这是一个跨时空的对苦难的追忆和追寻，里面脓血斑斓，下面就以刘面换婆婆在日本的法庭证言立此存照：
时 间：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
地 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民事一○三号*庭
审判长：你到日本法院想说些什么？
刘面换：我是作为中国人的战争被害者到这里有话要讲，我要让日本的年轻人听听日本军队干了些什么坏事，想在这个法院打坏蛋！
审判长：你怎样知道来了日军？
刘面换：服装和帽子不同，立刻知道。
审判长：你几岁了，来了日军？
刘面换：满十五岁。
审判长：日军来时，是什么时间？
刘面换：早饭时候。
审判长：来到什么地方？
刘面换：羊泉村我的家。
审判长：（甲八号证：出示证明）这是什么？
刘面换：这是被烧的家，四月份烧的，之后，日军来了，我被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