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呢，那样的话，凶手就没那么容易抓住了呀。四、杀宋有用吗？国民党还有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即使他们二人真的不从政了，还有曾和宋教仁同时入选了首任内阁名单的实力派人物陈其美呢，国民党既然已经在国会选举中胜出，那么杀掉一个宋教仁有什么用呢？五、武士英是在被捕一周后才翻供说此事非应桂馨指派，且是为北京政府除害，然后他就突然非正常死亡，袁世凯不可能指使武士英将矛头指向自己，他也没有能力在上海这个国民党势力范围下手暗杀武士英。六、赵秉钧的死，从各方面看都更象病死而非被人毒杀，且赵时任内阁代总理，历来被灭口的都是小人物，而大人物通常是订立攻守同盟的。
3。陈其美，理由如下：一、虽然因为国民党是五党联合重组而来，照顾各方席位的结果，致使陈其美被排除在了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外，但作为国民党（同盟会）中的少壮实力派，早在首届内阁时就已被任命为工商总长，现在作为沪军都督，手握兵权，此人果敢坚毅，自信自负，我很难相信他会甘心居于宋教仁之下。二、应桂馨是陈其美介绍入同盟会的，而同时陈其美也加入了应桂馨所属的青帮，二人过从甚密，革命时期，应桂馨的家几乎成了陈其美的秘密据点，陈其美很多时候就住他家里，革命成功后，陈其美也未忘旧情，很是提拔重用应桂馨，甚至推荐他去做了孙中山的保卫。三、陈其美策划和实施了清末民初众多的暗杀事件，属于有案底的人。四、是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促使他翻供？答案当然是控制着上海军政两届的陈其美。武士英撤销了对应桂馨的指控，是谁想救他？似乎除了陈其美没人和他有这个交情。和应桂馨有交情就要保他吗？除非不想给宋教仁报仇。五、二次革命时，应桂馨趁乱逃走，二次革命本就是因宋教仁而起，为给宋教仁报仇而*袁世凯，怎么可能放走应桂馨呢，可他确实走了，放他走的人只能是陈其美。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如下可能漏洞最少，陈其美为争夺党内领导权，派“双料间谍”应桂馨（他还同时是北京赵秉钧的线人）收买武士英枪杀宋教仁，二人因有陈其美的保护，心下泰然，并没有逃走，而是继续在上海滩鬼混，可江苏都督程德全在接到袁世凯电令后直接督办此案，加上国民党方面的巨额悬赏，致使三日后此案即告破，应、武二人被捕。陈其美发现自己棋错一招，在惊慌之余，得知应桂馨还在百般抵赖使审讯陷入僵局，于是迅速搞定了已经痛快招供的武士英，令其翻供使应桂馨脱罪，并将矛头指向北京袁世凯。然后再将武士英暗杀，令此案死无对证。他一方面怂恿孙中山起兵讨袁并积极参与，另一方面销毁了所有证据，将自己的恶行掩盖，因为有了起兵讨袁的二次革命，以至于不论是孙中山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无法再继续彻查此案，因为一旦发现杀人者另有其人，那么无端挑起内战的罪名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这个故事编的还算比较圆吧，可这仅仅是一个漏洞较少的故事，我们能够论证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可能性真的发生过，只是笔者“以我之心度彼之腹”的猜测而已。
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第十五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3日，凶手被捕。
3月25日，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回到上海，组织国民党高层开会，在听取了情况介绍后，孙中山认定袁世凯是暗杀事件主谋，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反对共和的，是要走*的，于是力主武装反抗。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年近半百，可脾气之火爆，决定之仓促犹如回到了愤青时代。
手头那些证据真的指向了袁世凯了吗？指向袁世凯，除去武力就别无他法吗？南北议和之时，你都打不赢，现在国家初定，人心思安，你凭什么打呢？
孙中山的意见遭到了黄兴为首的许多党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完全可以，起码暂时可以寻求法律方式解决，其实这才是共和的真谛——尽可能用合法的非暴力方式却解决问题。也许孙中山坚定的认为只要有袁世凯在台上，走回*老路就是必然，可我要说，他的认为至少在当时证据不足。
首先人家袁世凯接受了你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时都不肯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度，民国的言论自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项近代先进的法律法规得以制定和执行，其次，4月8日，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届国会开幕，大家还在努力的在走*程序，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并未偏离共和的轨道，在这个时候煽动暴力反政府，其胜算又有几何？
不管胜算几何，孙中山已经煽动了，不管煽动没煽动起来，袁世凯已经知道了。本来就对*啦，宪政啦无甚好感的袁世凯此时更觉的“*”不是个好东西，吵来吵去，一件正经事也干不成。
正好此时袁世凯启动“善后大借款”，就是从国外银行借钱，当然条件是相当的苛刻，利息之高匪夷所思，还要以中国盐税、海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税项作为担保，其次银行团还享有各种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等等，不过换位思考一下，借钱给袁世凯政府本就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买卖，他不够强大，尚不能政通人和，下面的人一不如意就想着暴力反政府，如果你借那么多钱给他，没有足够的收益你也不会干，可是新生的民国确实缺钱，所以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就签字认可了。这下捅篓子啦，国会不干了，第一，你这是卖国行为，国家尊严还要不要了？第二，你有什么权利不经国会同意就签字卖国啊？这中间，陆军总长段祺瑞替换有杀人嫌疑的赵秉钧出任代总理，对于议员们关于借款的质询题傲而不答，够二，极大的激怒了国会议员们，孙中山更是发去了措辞严厉的电报：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
袁世凯一看，自我当了这个大总统后，你们这帮人这个那个的折腾了一年多了，我这个总统说什么都不算，什么都得让你们批准，现在倒好，直接让我下台，你孙中山何德何能啊，你给我面子，老子就陪你在共和的路上走走，不给面子，我就*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把黄兴的陆军中将给我撸了，把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这三个国民党籍的都督给我免了，陈其美是反叛，免了都不行，想办法把他给我抓了。
袁世凯共和信念本就不够坚定，再这么一推他，他就坡下驴，直接跟你翻脸了，形势急转直下，孙中山黄兴等奋起反抗，二次革命开始了。
这里要说明一点，孙中山在宋教仁一案已经走上法律程序，凶手已经被羁押的情况下，煽动各省独立，武装对抗北京政府，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而袁世凯在得到这几个省的国民党都督有可能武装叛乱的情报后，将其免职，属于法律赋予的权力，合理合法，北洋军人给全国人民的通电义正词严：要知四万万同胞为求幸福而革命，非为拥戴一二伟人而革命。我军人为保卫四万万同胞而赞成共和，非为推戴一二伟人而赞成共和……乱天下者，与天下共击之。我辈军人向不入党，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如有倾覆政府，破坏共和之人，我军人枕戈而待，不敢言劳。”这就使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陷入了即不合法，又不合理的窘迫境地。
袁世凯要钱有钱（刚借的），要枪有枪，要理有理，孙中山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口号”，实践证明了大胡子马老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论断，饱满的精神最终没有对抗过充裕的物质，怪不得*主义这么快就传播开了呢。
当年阿Q们跟着闹革命，革命目的不过是“要什么就是什么，欢喜谁就是谁”。至于共和，连袁世凯都没弄的太明白，普通百姓就更不知道其为何物了，宋教仁是谁他们不清楚，谁杀了宋教仁他们不关心，他们只想太太平平的过日子，谁破坏我的太平日子，谁就是坏蛋，很显然积极维护政府权威，被动应战的袁世凯成了老百姓心里的“好蛋”，打败乱党反贼，重建国内和平就成了大家一致的愿望，于是没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