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好了，使馆区不让咱们进，和平方式不好使吧，走，咱们弄点暴力的去。大家群情激昂，喊着口号冲向赵家楼，军警们一看，小傅同学，别跟我们交涉了，你那帮兵没人听你的，我们也不陪你磨牙了，得赶快向上边汇报了。傅斯年极力劝阻同学们，可哪有人听啊，直接就把傅总指挥给晾二股道上了。
等到了曹宅，人家已经是深沟高垒大门紧闭了，学生们喊了通口号见没人搭理，已经有一个身手敏捷的同学砸碎了大门旁的一个窗户，率先跳进了院子，这个人叫匡互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据说他还会些武功，又有几个学生和他一起跳了进去，打开大门，众学生呼号着一拥而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匡互生把曹宅内窗帘啊、字画啊之类的易燃物集中起来，就要点火，北大学生段锡朋一见急忙阻拦，这段锡朋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匡互生根本不听，你算干什么地，我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负责，熊熊大火就燃起来了。
大火一起，人们四散奔逃，有学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竟然是章宗祥，头天晚上这帮学生就拿到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照片，没想到在曹宅竟然撞见了章宗祥，原来这章宗祥与曹汝霖相交甚密，本来是驻日公使，这使正好回国，就寄宿在了曹宅，学生进来的时候，他和曹汝霖分头躲藏，发现起火后，急忙往外跑，被学生们一通叮当五六，直接打进了日华同仁医院，看来熟悉地形太重要了，你看人家曹汝霖就全身而退。
学生们这么一闹，政府不能不管了，32个没跑了的学生被赶到的警察抓了现行。
这件事上，傅斯年，段锡朋等学生领袖还是理智的，用合法的手段去敦促政府，声援政府，以抗击不平等待遇，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任何人当权也不想受人欺负。你一帮学生打砸一通，放一把火，确实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会有利于宣传，可这是违法行为，如果我们还不想推翻政府，如果我们还想在政府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话，就应该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当我们用违法行为取得小胜的同时，丢掉的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基石，以破坏法律的行为去促成进步永远是舍本求末。任何时候，能从违法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永远是权贵阶级，而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才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根本。
这会儿的北洋政府总统是徐世昌，巴黎和会那边的谈判一直让他忐忑不安，代表团受到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压力肯定都会转嫁到他大总统身上来，正郁闷着呢，学生们开始闹事了，竟然还敢光天化日殴打国家要员，烧了部长的府第，大总统自然也无二话，依法行事——抓。
5月5日，大规模罢课开始了，抗议政府，要求政府释放爱国学生。这时候5月4日学生们散发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注17】开始在市井传播，这个宣言有两个版本，白话部分是罗家伦写的，文言文部分是许德珩写的，写的是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了巴黎和会的真相。同一个宣言要白话文言各写一个，也颇具五四特色，因为五四前后正是白话文运动时期，之前基本都是文言，之后大多采用白话，而五四时期则二者并行。第一天行动后，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闻一多、张国焘等以他们积极和沉稳的表现，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成为了学生领袖，这些二十啷当岁的青年才俊，日后要不成了高官要不成了大学者，“五四运动”这个词，最早就出自罗家伦之口。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你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你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在学生们的不懈努力下，士农工商都知道了远在不知道多远的欧洲，还有几位代表着我们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列强的逼迫下，有可能要出让山东了。“抵制日货”不是目的，让大家知道日本是坏蛋才是目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因此日货抵制与否倒不重要了。
再说巴黎那哥几个，虽然并不和睦，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几个人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爱国热忱，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者国家利益和尊严。在一次次不得已让步后，5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有限签字的主张，即我们可以签字，但签字同意的内容是除中国山东以外的条款。毕竟国际事务不同于市井小民打鸡骂狗，牵涉面要广的多，争得此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丢掉更多的利益，因此一个出色的外交官是不能像火烧赵家楼的那帮学生一样冲动的。可人家竟然连这个除了保留脸面再无实际意义的要求都不予答应。
此时已经不是总理但依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在总统召开的针对此事的特别会议上说，美英都不可靠，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日本，可咱们政府却全然不考虑我们对日本的依赖，在巴黎与日本为敌，这是不利于我们国家整体利益的，力主马上签约，了解此事。
5月21日，北京政府在段祺瑞势力的压力下，正式电令陆徵祥：“和约签订之际山东问题保留主权，既不能带来何等实质性利益，无庸固执，可无条件签字。若王正廷、顾维钧拒绝联署，可使施肇基连署。”
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压力更多的来自国内，来自政府，屡屡抗命的结果，使几个人面临回国后受到严惩的可能，也许就此结束政治生命，第三谈判代表施肇基此时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再未回归，其他驻欧各国公使也纷纷离开巴黎，只剩下四个谈判代表和驻法公使胡惟德等几个人，要说没有动摇恐怕也没有人信，陆徵祥就有些摇摆，但在摇摆之下，以他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依然顽强的坚持，必须允许我们就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个条款保留意见方可签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几个人呢，首先当然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国内正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他们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敢于和甘于违抗上命而换得一世清名。这里要为几位在列强倾轧和政府强令下，依然勉力坚持的外交官喝一声彩。
此时的北京，与巴黎遥相呼应，学生们再次成群结队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妥协政策。参加演说的人中已经不光是年轻的学生，也出现了陈独秀这样的著名教授的身影，参加行动的也已经不单是学生，而是形成了学生罢课，工人*，商人罢市的强大声势。整个政局开始不稳，政府开始抓人了，大量的学生被拘捕，但这和当初拘捕那32个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所进行的*、罢课、演讲都是非暴力不违法的，政府此时大规模捕人立时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上海，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此时接过了北京的接力棒，开始了大规模“三罢”行动，一时间运动声势波及全国。
6月8日，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及北洋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军政要员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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