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山路
2009年09月24日15：02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五十九岁的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胭脂
2009年09月24日15：02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蒙蒙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纹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的衰老的皮肤上，像褪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纹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